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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普通法的这些缺陷，促进了衡平法的产生。由于普通法的僵化和形式主义，一些受害者不能依靠普通法得到救济，许多纠纷根本不能起诉。同时，越来越多的欺诈等阴谋得逞，受害人得不到适当的救济。于是，不能在普通法院得到公正判决的人们被迫向国王请愿，请求国王“为了上帝和处于仁慈”，来维护他们受到侵害的权利。因为国王被认为是“正义的源泉”，他有责任接受和处理臣民们的请愿，而且，当时国王仍保留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以变最终为臣民们实现正义。 起初，国王自己亲自处理受害者的请求。后来，这类请求日益增多，国王便命令大法官根据“正义、良心和公正”的原则来处理这类案件，保护当事人的权益。此后，大法官作为“国王良心的守护人”，按照上述原则，根据良心审理案件，作出决定。直到14世纪，大法官并不认为他自己是在管理一种新的法律体系，也没有人认为，大法官的处理办法是在运用一种单独的、比普通法院的规则更高级的规则体系，他只是在一般法律制度不能处理或不能公正处理时，给请愿者提供符合良心和正义的救济。 中世纪的大法官非常适合这项工作，因为大法官通常是一位知名的牧师，熟知教会法和民事法律。大法官是国王良心的守护人，他更关心的是人们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而不那么关心是否遵循严格的法律条文和程式。因此，大法官采取比较灵活的形式处理请愿书（他不是在审理案件），不必拘泥于普通法院的僵化程式。比如，他可以在办公室或其他任何适当的地方，直接听取当事人或证人的陈述，也可以直接传唤证人前来作证。在听取各方面情况后，大法官根据良心和正义作出决定（而不是判决）。 大法官既然是在处理请愿，申请人就没有任何法定的权利，大法官是否作出决定，何时作出决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都完全由他自由裁量。这种决定比普通法院更灵活，也更恰当。在前述的那个假定的例子中，枢密大臣可以发布命令，要求乙将借据交给甲，命令乙不得就欠款一事向普通法院起诉；如果乙已经起诉，并且普通法院已经作出了乙胜诉的判决，大法官可以命令乙不得执行判决。同样地，如果损害赔偿不是适当的救济，大法官可以命令当事人将原物返还，或者禁止当事人采取一定的行动。 后来，当普通法不能给当事人提供救济，或者普通法过分僵化不能提供公正的救济时，受害人便请求大法官给予公正的救济。当时，普通法虽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综合、复杂的法律制度，但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不在普通法的现有令状的处理范围之内。因此，寻求大法官给予救济的请愿不断增加。逐渐地，大法官给予救济，被看成是实现与普通法不同的公正。 在早期，大法官考虑请愿并作出决定后必须向枢密院报告，经枢密院同意。他的决定受到广泛的欢迎，后来许多请愿直接递到他手中，实际上直接由他处理。到1474年，大法官的办公室从枢密院分离出来，确立为衡平法院，作为一个法院正式行使审判权，大法官兼任衡平法院院长，专门处理普通法院不能处理或者未能公正处理的案件。衡平法在审理实践中形成的规则和原则，逐渐形成了英国的衡平法，成为补充、纠正普通法的另一种法律制度。 大法官作为衡平法院院长经常坐堂听审。虽然作为一个法院，但衡平法院早期审理案件完全由大法官自由裁量，他既不依据先例判决，也不依据任何法律规则，而是依据摆在他面前的案件的是非曲直，根据他个人对正义的感觉，根据案件可能产生的后果，来决定是否给予救济。难怪英国著名法学家John Seldon批评说：“衡平法是一种恶作剧，因为法律有一个尺度，而衡平法确是完全根据大法官的良心裁决的。”而普通法院的法官们则指责说：衡平法院的规则就像院长的脚的长度一样变化。也就是说，衡平法院的院长一变，衡平法的规则也随之变化。 大法官有充分的手段确保自己发出的命令得到执行，因为他也是国王的掌印大臣，这些命令是以国王的名义发布的，任何人违抗命令均可处以监禁，直到他同意服从命令为止。 （摘自《英国信托法原理与判例》，何宝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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