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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散文大家张中行
三十而立 八十成名
张中行(1909—2006)先生在吹熄九十七支生日蜡烛后，驾鹤而去。“都市柴门”随之关闭，“布衣学者”就此远行。
他与季羡林、金克木被誉为“北大三老”，名闻遐迩。
世人称张中行为“布衣学者”，是再贴切不过的。清光绪三十四年，他生于河北香河县一农家，祖上三代都是不通文墨的农夫。六七岁时上学，农忙时便帮家人干点拾棉花之类的农活。师范毕业后，张中行考入北京大学。1936年北大毕业，一直吃笔墨饭，曾在中、小学教过书；建国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编教科书，偷闲写点文章贴补家用，数十年如一日在煮字疗饥中度过。1956年，他所在的出版社评级，六级以上为高级知识分子，张中行是七级，属低级。直到耄耋之年，才获赠一顶“特约编审”的桂冠。称其“布衣”，是当之又当。张中行在北大读的是中文，但涉猎的范围包括国学、哲学、禅学和文学，不仅思考老庄、孔孟，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著述宏富。谓其学者，名副其实。季羡林评论他“学富五车，腹笥丰盈”，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启功说他“既是哲人又是痴人。”一后辈学人说得更酷：“不读张先生的书，不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读了他的书，更不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
张中行是一匹老黑马，没有伯乐发现他。80岁时，适逢天时地利人和，他独自闯了出来，获得了“文学家”、“哲学家”、“杂家”、“教育家”等多顶桂冠。曾有好事者问先生最想要的是哪一顶，他说“思想家”！社会承认与否且不论，事实上自大学时代末期始，张中行便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说他的《民贵文辑》最能体现他的思想。“民贵”，取自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哲学著作《顺生论》引人关注，被称为“当代中国的《论语》”，启功誉其为“整个一部《春秋繁露》”。
师恩三叠。张中行的名字是启蒙老师刘先生起的——学名“璿”，字“仲衡”。据《尚书·舜典》“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璿”是与天文仪器玑有关的美玉，其意甚好。张中行又删繁就简，巧用“仲”去人旁，用“衡”去“鱼”，遂成“中行”。恰《论语·子路》篇有“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也算名出有典。
母校难忘。张中行毕生感念北大推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红楼精神。他所写北大怀旧的文字,在同辈学人中当属最多,也最为精彩。大到北大的学术氛围、图书馆,小至传道、授业、解惑的国学大师们的身影。红楼的点点滴滴，无不惟妙惟肖地展现在他笔下。他在晚年自述《流年碎影》中深情地写道：“北大之所以为‘大’，是靠有胡适、熊十力、汤用彤、黄节、罗常培、沈兼士、马衡、孟森、钱穆、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等等著作等身的名教授。”又说“有的人位高，如蒋梦麟，是校长，可是没听说他有什么著作，在学生的眼里，不过是上方派来的一个官而已。”是北大培养了张中行深厚的学养，也是北大精神为他的平民思想奠定了基础。
北大浓厚的学术空气形成了一股莫名的压力，迫使张中行往书堆里钻，希望日后有所“名堂”。当时北大考古风颇盛，顾颉刚的《古史辨》影响甚巨，还因此成立了禹贡学会。张中行参加了禹贡学会，并撰文刊发在《禹贡》上。他认为“治学是清高的事业，所以要远离政场。”这一平民意识贯穿了他的一生。期颐之年，有晚学向他讨教人生感悟，他坦言：“我这一辈子，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小民适然的生活。”
北大九十华诞(1988)，请他写以“我与北大”为主旨的文章。他写了篇《怀疑与信仰》。他认为北大对他最大的影响，在于一种怀疑精神。“因为怀疑而思考，因为思考而进一步怀疑。”他总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让人信。”他欣赏培根的名句“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他喜欢向人推荐罗素的《怀疑论集》，并说他是罗素的怀疑主义与康德的理性主义的结合。
“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子路语)张中行大半生为孔方兄所累，在《流年碎影》中，除《拮据之苦》外，以《伤哉贫也》为题的文字竟有三篇。贫穷给他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日后“就是有饭吃的时候，也常常做没有饭吃之梦。”
1936年，张中行从北大毕业，时适“而立”之年。然而，张中行，“行也不行”。他非但没有“立”起来，反而几乎倒下。“七·七”事变之后，国土沦丧，人心惶惶。尽管他使尽浑身解数，却找不到一只饭碗，遑论事业！一日三餐，不时要为升斗小米，厚颜向人借贷。通常三块两块，少时三角五角。为了活命，不得不“为富人去哄孩子”，搞家教。《伤哉贫也》(一)中有他辛酸的回忆。
1947年，张中行的老家搞土改，富农成分的父母偕家中老少九口拥入他的门下。这对本就有着七口之家的张中行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他唯有四处告乞，高筑债台。最后身心交瘁，累倒住院……
1952年，张中行遭遇了“三五之厄”(三反五反运动)。事因天津民营大众书店的友人创办了一本《语文教学》杂志(国家批准公开发行)，特邀张中行当编委，负责组稿并处理刊务，月酬30元。为贴补生活，张中行接受了。可运动一来，他即被定为“贪污分子”，被拘押某处，要求交代“贪污”事实。因无“代”可交，他被以曾与办刊人谈过中小学课本的情况为由，判为“与资本家勾结”，并被停发工资，每月只有16元生活费。八口之家，人均二元，难以活命。他没有办法，熬夜爬格子，用笔名发表，以此赚得三元五元，同时委屈妻子为人做佣工、变卖家中的小物件……
等到四个女儿都大学毕业后，张中行始不为柴米所愁。
“群动各有适，生生劳昏晓，瞢然顺在天，大化淼悠渺。”张中行的这首杂诗可视为他人生观的真实表达。
他讲究“顺生”。“文革”中，与那些命丧九泉、九死一生者相比，他是幸运儿。但上世纪70年代在干校改造的岁月，他也没能逃过“批斗再而三”的劫难。一次是他挑水时水桶脱钩掉到井底，不得已领了支新桶。排长姜某召开批斗会，确定此事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其二是1970年清明节前后，一天他已上床睡觉，忽听屋外有人喊“看彗星！看彗星！”出于好奇，他也出去看了。谁料又有人将此事密报了上去，这也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姜某启发大家批斗时要“击中要害”，最后要害被击中，张中行被定性为“想变天！”这回他再也忍不住了，不卑不亢回敬一句“我不至于这样无知！”他不服“罪”，自然又招来一阵“抗拒从严”之类的还击。最后一次是业余时间大家都在读红宝书，张中行却在纸上写唐诗宋词。头头从他的箱子中查出了《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合订本，因此又招来一番审问：“轻视红宝书，可证无意改造自己，实属罪大恶极。”无以遣忧，在极端苦闷中，他学会了抽烟。
最令张中行伤感的是，他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不是荣归故里，而是被遣返老家改造。1971年，干校解散。别人欢天喜地返京与家人团聚，他却被强行遣返到老家香河，而且一待就是6年。家中老宅早已被征为生产队队部，他只能在昔日拴牲畜的棚屋中栖身。回乡岁月，虽蒙乡邻多方关照，但仍有人认为他是敌我矛盾，应按敌人对待。他被允许参加生产队劳动，于是年近七十的张中行或背粪筐持粪叉，到田埂间小河旁拾粪，或在轧场中央牵着小驴转圈碾物……冬日，室内滴水成冰，食宿艰难，孤身一人在香河的张中行想回京小住，还须到大队部开路条求放行。但当权者不准，于是他只好枯对饥寒……直至1976年唐山大地震，旧居震成瓦砾一片，上苍才佑助他结束了这6年苏武牧羊式的生活。这里有诗为证：
青衿游北序(指北京大学)，
白首转西厢。
稚幼争窥户，
糟糠欲下堂(谓妻未同来)。
榻前多鼠妇(家乡名潮虫子,写实也),
天外一牛郎。
默数晨鸡唱，
方知夏夜长。
“默数晨鸡唱”，晨鸡终于“一唱天下白”了。
“美人迟暮英雄老”。1979年1月，张中行回到出版社重操旧业。
自1951年评级到90年代，悠悠40年，张中行级别未变，工资未动。月薪125.5元，退休打折后为94元，亦算“今古奇观”。1987年，社里聘他为“特约编审”。古稀之年的他一边为大田(社)耕耘，编选《古代散文选》(下)、《文言选读》和《文学常识》，同时又为生计所迫不得不种点“自留地”。张中行从80年代初开始陆续写了“负暄三种”、《顺生论》等。铁树开花，竟然枝繁叶茂。他的“负暄三种”自1986年始每隔4年出一本。然而这3本畅销于世、获誉甚隆的书，却并非由京城的中央级出版社来出，而是由偏远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岂不令人回味？
《顺生论》等面世，一时洛阳纸贵，张中行遂“暴得大名”。时年张已八十，于是有“老旋风”之说。
当今中国大器晚成者，应数张中行也。
其人古朴 其文冲和
张中行是从燕赵大地走出来的学人，世事沧桑却丝毫未能改变他敦厚、淳朴的本色。在做学问、待人、处事以至生活细节上，他都是古韵犹存。
张中行的仪表既不轩昂也不潇洒，甚而也缺乏学者的那种雍容与儒雅，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凡人。但他行为高逸，虽埋身市井，却“道通天地”，虽侧身陋巷，而能“思入风云”。他讲“顺生”，但“不偏不党，不依不傍，不卑更不亢。”他的言行自有准则：“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对不同意见，我一是尊重，二是欢迎，三是未必接受，四是决不争论。”
君子坦荡荡。张中行的尊尚师道都体现在“负暄三种”相关文字的字里行间。但他持论公允，得红楼“自由”精神，“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以“写则以真面目见人”的原则，不视先贤为神，把师辈们凡人的一面也留在纸上，给读者一个完整、鲜活的形象。且大多点到即止。只举例，不评说，“留白”给读者思索。
对胡适。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长、中文系主任之始，立意整顿，第一板斧是解聘老教授林公铎。林氏反对白话和新式标点，一直与胡对着干。胡适一朝有权在手，开刀祭旗的对象是一直反对自己的人，“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
对梁漱溟。对梁氏的耿直、迂阔，张中行认为“由感情方面衡量，可敬；由理论方面衡量，可商。有的，说重一些，至少由效果方面看，还近于可笑。”在理论方面的一些分歧，张中行自责没有同梁先生协商，不过他认为责任的一半在他，另一半则在梁漱溟。“因为我深知，对于不同的所见，尤其出于后学，他是不会采纳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关于吾师》中，张中行说了几句对钱穆先生不够尊重的话，以至钱先生的亲属看到后不高兴，曾著文为钱先生辩护。尽管如此，张中行仍坚持认为红楼精神是“讲理”，重“证据”，不在其他。对顾颉刚先生的“人格分裂”问题，他也有微词。他曾坦率地表示：“我不愿看到我的老师，为迎合时风而说稍有正义感的人听了会皱眉的话！”
除了直言指出先生们的“小”处之外，张中行还善于“寓教于乐”，在大话逸闻趣事中，捎出某个问题，让读者自己去评品。如钱玄同先生考试向来不批考卷，考卷收齐后，直奔注册科，扔下考卷就回家。学校刻了个“及格”的木戳，“只要卷面有名，就加盖及格，计入学分”，以至一些学生不认真对待考试。
尽管张中行有着“不宜写者不写(即所谓不得罪于巨室)”的信条，但他顺着历史的脚步，对周作人也终于敢说点不同的声音。继《苦雨斋一二》(1986)后，他又写了篇《再说苦雨斋》(1990)，显然思想解放了许多，说了些“仁者见仁”的话。大概是仍觉太委婉，在1997年版《流年碎影》中，他的表达就要“直”得多。但他“不以人废言”：“我就不隐瞒观点，说(旧)诗，意境能迈过古人，散文，意深远而语平实，冲淡至于不见用力，五四以来，也只能说是只此一家。”
仁者爱人。张中行是受人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的。凡他受惠于别人的，他都将账记在心上。从1937年到1952年，他受3位友人惠助，一心想回报，但这3人中有的已过世，他欲报无门，只能“长存于心，到盖棺时还不能还或报，就带到地下，永世不忘。”与此相比，他援手别人的“数目不小，我都希望统统忘却。”某次他的一位同事遭窃，很难过。张中行知道后，送他被盗金额的一半，并幽默地说：“就当我们两人被偷了。”一位乡下中学生给张中行写信，说很喜欢读他的书，但没钱买，张中行就赠书给他。《禅外说禅》出版后，一位忘年交(书摊主)告诉张中行，一中年女性想买这本书，但没钱，想用一本成语词典来换。摊主认为是雅事，换了。张中行听了，拜托摊主把词典还了，由他赠了一本给那位女士。十几天后，摊主告诉张中行，那位女读者不接受他的赠书，而且自此不再到他的摊子上来了。张中行听后自责说，自己只知她寒素的一面，却忽视了她的狷介的一面，伤了她的自尊，颇觉对不起她。
对于向他索字、要签名、要书的人，张中行是来者不拒。自己写的字常常裱好后送人，还乐于帮人向启功、金克木索墨宝、要签名。金克木一般不给人签名，他就把笔硬塞到金的手里，命令他“签！”但他从不代子女向别人求墨宝，甚而连自己的字也不给。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对小保姆却和善、客气。
张中行对人古道热肠，对小动物也是怜爱有加。一次他抱回一只流浪猫，回家后又觉这猫有主人，怕人家找不到会急，于是赶紧出去贴了“招领启事”。一段时间，他养了许多流浪猫，家里成了收容所。
对常人热情，尚不足为贵。难能可贵的是对与他有“过节”的人，张中行也能以德报怨。
他与杨沫共同生活了两年，终因性格不合而分手。杨沫因上世纪50年代出版《青春之歌》而名噪一时。对书中的“余永泽”，有人认为是在影射张中行，这对张的处境自然产生了影响。张的妻子李芝銮认为那是对张的“丑化”，但张却“没有在意”，以自己位卑不值得影射等理由竭力排解自己，也宽谅了杨沫。令人感叹和钦佩的是，“文革”中北京文联造反派找张中行外调杨沫的历史，当然是希望张中行说她的坏话。“四堂会审，威吓，辱骂，让我照他们的要求说。”对此，张中行均报之以冷笑，不肯违背良心，而是实话实说。来人逼他写文字材料，张中行只写：“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若干年后，杨沫亲眼见到这件材料，心甚感激，给张中行写信致谢，说想不到他在那时还说她的好话，“对于我的公正表钦佩”。
张中行和杨沫育有一女徐然，是在他们分手后出生的。直至1974年徐然才知道生父是张中行。因女儿牵线，张中行、杨沫后来又有了交往。杨赠张的若干照片中，还夹有一张当年两人未分手时的合影。
上世纪80年代末，有位张中行并不认识的人，写了一篇谈杨沫早年感情生活的文章。杨沫认为此人是受了张中行的指使，于是著文申辩，公然指责张“负心”、“落后”、“可憎”。张中行蒙不白之冤，虽心中不快，但仍保持沉默。张认为杨所说“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道不同自然难相为谋。
90年代初，张中行的《禅外说禅》出版，杨沫又叫女儿来要，张中行给了一本，扉页上还题了“供参考”之类的话。两年后，杨沫出版新著《青蓝园》，回忆她一生中的三个爱人，仍用小说笔法。她没有送张，倒是有好心人给张找了一本。张中行读罢不胜感慨，“为了浮名竟至于这样”。这“使我不能不想到品德问题。”有人劝他也写几句以正视听，张中行觉得乏味、无趣，仍然沉默。后只在一篇《惟闻钟磬音》的随笔中，“溜”出一番心声：“如有人以我的面皮为原料，制成香粉，往脸上搽，并招摇过市，我也决不尾随其后，说那白和香都是加过工的，本色并不如是。”
1995年岁末，杨沫去世。吴祖光曾打电话问张中行是否参加追悼会，张说“不”。“告别”一事在张中行看来，或“情牵”，或“敬重”。对于杨沫，他什么也没有。他只能用漠然、沉默来面对。
谦虚是美德。张中行在这方面修养很深。他说人一要有自知之明，二要有知耻之心。在他的声名如日中天之时，仍说自己作文是“涂涂抹抹”，自己的字是涂鸦，“献丑”。一友人索字，推脱不过，写了一幅，讲好只留作纪念，不可示人的。可后来他发现友人将他的字精裱装框后悬于堂室，便自责“随了大流，现了丑，每念及此，就不能不感到惭愧，以及应世之不易。”
张中行很为半个多世纪前的一件小事后悔。1947年，他助巨赞和尚编佛学月刊《世间解》，登老君堂求俞平伯赐稿。俞先生慨然予之以长文《今世为何需要佛法》。不久，平伯先生函询稿酬事，张中行觉得很惊讶：一个惯于吟诗“看翠袖，对红裙，旧情假又疑真”的名士，怎会虑及稿酬这等卑微小事，似有过于看重阿堵物之嫌。这个疑团他一直存在心里。平伯先生作古后，他在《新文学史料》中获知俞先生当时生活极其困难，以至许夫人要靠典卖物什度日。张中行晚年对此“感到不安，或竟惭愧”，特作文记下这件小事，“想略申惭愧之情”，以告慰故人。
还有一个令张中行“既悲伤又钦仰”的弱者刘佛谛(刘旌勇)。刘氏是张中行通县师范的同学，高他两级，地主家庭出身。同乡、同学，又曾同过患难的两人交谊很是深厚。1967年夏的一天，刘在街头坐等上班的张中行，显然有话要说，又吞吞吐吐，不敢多谈，只说对前景很担忧，说完催张中行赶快走。刘佛谛回去后即喝敌敌畏****了，临死前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张中行的，但写后又烧了。对于这位死于非命的友人，张中行总是难忘。他追忆旧雨的文字，通常是一人一篇，惟周作人、刘佛谛是两篇。在《流年碎影》中，不见他与名士们的合照，却特意选了一幅与刘的合影。
张中行一介寒士，半生坎坷，晚景见晴。到85岁时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自称“都市柴门”。笔者2004年因组《负暄絮语》书稿一事，与先生有过一面之雅，对他的“柴门”有深刻印象——没做任何装修，小客厅兼通道里还放着书架，是平常人家六七十年代的居住水平，其俭朴给人的印象十分强烈。书房也不甚雅致，书橱里放着一些古玩，多为石头，像仓库。一把破藤椅的扶手用塑料绳绑扎着。老式书案上备有文房四宝，书卷气袭人。他的卧室更为简陋，被子是五六十年代农家常用的大花被，连叠法也是老式的，床边墙上还糊着报纸。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请启功吃饭也只在楼下的小馆子，四菜一汤，喝点二锅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有时在外面吃饭，一根豆腐丝掉在桌上，他都要捡起来吃，席毕若有剩菜，他也很从容地打包带回去。布衣的他，深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搞笑的是，有一晚辈送他一瓶“人头马”，让他开洋荤。他听说这酒要值1800元，咋舌不已。想喝吧，一两就是180元，不忍心下口；送人吧，又怕背上巴结人的名儿；转卖了吧，又怕人说拿晚辈的人情换钱。思来想去，只好把这“贵客”束之高阁……
狐死首丘。对故乡，张中行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喜听乡音，爱吃故乡的玉米渣粥、豆腐脑。令他尴尬的是因政区划分的变动，故乡原先属香河县管辖，现归天津武清了，地震后老宅也没了，以至“总有找不着家的感觉”。但香河人始终没忘记他，一些人要求他填写籍贯时一定要写香河县。“我不胜感激涕零之至”，表示有机会“必大书香河县，以表至死不渝的忠心”，为此他特作《狐死首丘》以表心迹。
“无癖无可为人”。张中行爱喝点小酒(最喜北京二锅头)。在干校喝酒还被批过一次，大概是被人认为借酒浇愁吧。他雅好写字，还篆有多方闲章；“六代之民”，是说他百年人生所历；“炉行者”，意蕴较深，当是说他改造时当过烧炉工，有在炉火中“炼”过之意。还有一方叫“半百砚田老农”，那是指他喜欢砚耕，亦爱收藏砚台。再爱的，就是石头了。先生是雅人，“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雅之生。”
张中行与夫人李芝銮相濡以沫近一个甲子。李芝銮大张中行八个月，张中行一直呼她为“姐”。垂暮之年他曾对人说：“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我们虽没有卿卿我我，但一生平静。夫人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泰然处之。”“姐”好在何处？有张中行的诗句佐证：“添衣问老妻”，张中行解释说：“吃饭，我不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难怪张中行自豪地说，他是最有资格大写糟糠之妻不下堂的。
文如其人
张中行为人古朴，尚古风。文亦如其人。他的主要著述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顺生论》；《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流年碎影》以及语文方面的《文言津逮》等等。从行文上说，他的文章开头喜欢旁征博引，下笔千言如行云流水。不似今人“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他的行文过程就是“思”的过程。初看上去不见庐山真面目，但只要你循次而入，便会渐入佳境，观出东西南北来。他长于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化为一缕缕哲思，融入他对人生的体察观照之中。看上去是“琐话”、“琐事”，但记的都是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平淡冲和，清隽优雅，在不动声色之间记人叙事。北大忆旧中所写的人物，虽是散文，却像小说一样把人写活了。数十年来我们所读的文章，大都剑拔弩张，令人见之生畏，读之生厌；再欣赏张中行的文字，那样朴实、清淡，典雅可人，自然便受到了读者的追捧。
启功说张氏的“散文杂文，不衫不履，如独树出林，俯视风云”。也有人说张氏散文“少张扬蹈厉之辞，也似乎缺少至大至刚的伟岸气象，但从他那清新自然如数家珍般的娓娓叙述中，从那貌似拉杂的谈古论今、引经据典中，我们可体察到他对摄生治世之道、国家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斯言诚哉。
对他的文，周汝昌先生也有贴切的评论：“你从他的文笔看得出，像他论砚一样，那是外有柔美，内有刚德。其用笔，看上去没有什么‘花哨’，而实际上绝非平铺板叙，那笔一点儿也不是漫然苟下的。”“读他老的文字，像一颗橄榄，入口清淡，回味则甘馨邈然有余。这里面也不时含有一点苦味。”
《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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