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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是画蛇添足的提法
教育的含义本来就是提高人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和心理素质、生活和劳动技能素质等等，也可以说包括德、智、体、美、劳等五方面的素质。“素质教育”这提法明显地有画蛇添足的语病。在“教育”前面再加“素质”两字一点儿也不多说明问题。往好处想，提出“素质教育”这提法的权贵是没有逻辑思维能力的，其运用语言文字的素质是低拙的。往坏处想，这种人是有意生造词语，践踏汉语语法的，是故弄玄虚和玩文字游戏的。
“应试教育”是无理取闹的提法
与“素质教育”相对应的是“应试教育”。它的含义是，当前学生是为应付考试而学而不是为提高自身素质而学，教师是为帮学生应付考试而教而不是为提高学生素质而教。换言之，考试与提高素质是对立的事。既如此，何不取消考试呢？
事实上考试已曾取消过，“工农兵上大学”就是取消考试的做法。其结果是学生无须努力学，教师也无须努力教，这样当然就没有学生素质的提高了。所以取消考试理所当然地被“拨乱反正”了。因此，制造“应试教育”提法的权贵并不敢公然要求取消考试，只是无理取闹地使劲谴责考试。事实上，考试就是促使学生努力学和教师努力教的手段，也就是提高学生各方面素质的手段。即便学生和教师对考试是持应付的态度，学生的素质也会提高的。而且由于高考中零点几分的考试成绩之差就可能极大影响考生的命运，所以考生必须准确而精细地应付考试，决不可以在无助于应试的方面耗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因此要参加高考的学生必须搜集和研究历届高考的试题，针对性地补强自己的弱项。这种应付考试的态度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所谓的“应试教育”过去和现在都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不走应试道路而成就的人才虽然也有，但“应试教育”终究功不可殁。
中国古代的“素质教育”
如果把“素质教育”理解为德、智、体、美、劳素质全面发展的教育，则中国古代就已有了“素质教育”。
譬如以圣贤书为载体，教人以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三从四德等等，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德育。中国古代文人有广博的知识和技能，包罗了文学、诗词、书法、绘画、琴瑟、算术、丈量、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医术、风水、占卜等等，甚至三教九流、俚语民谣、道听途说也被视作学问而予收揽。聚广博的知识和技能于一身，就综合而成了高强的处世能力。诸葛亮就是这样一种很有能力的知识分子。他运筹帷幄之中却能决胜于千里之外。中国古代的不少文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但也有不少是文武双全的，岳飞就是一例。
“孔子注重全面发展，他教弟子‘六艺’（礼、乐、射、驭、书、数），既是世界素质教育培养能力的始祖，更是我国历来重视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史证。”（摘自2002年4月26日天津《今晚报》“基础教育，中美争锋”一文）。
总之，中国古代的教育成功地培养了不少统治者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在较早的中国古代，官爵是世袭的。后来改革而实行科举制度。于是“应试教育”应运而生。再后来统治者不满意于官员们的作文素质，就规定考试必考八股文。于是私塾的老师们就拼命地教八股文，学生们就拼命地学写八股文。可见，考试是引导人才素质培养方向的有效手段。“应试教育”就是促使人才素质达到特定要求的教育。然而自古以来都没有“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说。这两种提法是现代某位权贵故弄玄虚强行标新的提法。
解放前的“素质教育”
如果把“素质教育”理解为德、智、体、美、劳素质全面发展的教育，则解放前就有了“素质教育”。我的小学和初中时代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渡过的。我亲身经历了解放前的“素质教育”：
记得在初中时，每周一有一个周会。周会时首先是升旗仪式。接着是唱一首歌，开头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似乎是当时的国歌）。然后是集体背诵国父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那时候有一门军训课，由一个退伍的军人任教官，每天清晨带学生们出操；有时在操场做立正、稍息、齐步走，有时拉着队伍转半个县城，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还有一门课叫做“公民”。其主要内容有蒋介石的施政三步骤（军政、训政、民政），有关于保甲制度的知识，还有蒋的教育言论：学生应该是读书和体育活动轮番瓜代┄┄
隔三差五地，晚自习后有校长训话。
学校组织过学生的演讲会，县长亲临视察。学校也组织学生办墙报、演话剧，并曾组织学生去外地观摹高中生演的话剧。
当时的书法课课时不少，教书法的老师也教国画。
现在的语文课解放前称为国文课。国文课里有不少诗词歌赋内容，这应属于美育内容。“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是我初中时音乐课学唱的一首歌。“记得当年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是我小学时就学的一首歌。这是两首优美而令人陶醉的歌。2001年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也演唱了这两首歌。半个多世纪的久违重闻，使我好一番感慨。
小学时曾有“劳作”课，学生们用三层板为材料，用钢丝弓锯为主要工具，制作了一些玩具和带花饰的书桌上的用品。
小学时比我高的班级有童子军课。课程内容有童子军操、旗语、绳结及其他。
从国文和历史课里，我读到了四大发明、农民起义、鸦片战争等等历史故事，读到了陈胜、吴广、岳飞、文天祥、洪秀全、林则徐等等历史人物故事。我认为这些内容都是对学生思想素质有深刻影响的。
然而解放前并没有“素质教育”这一说。解放后制造这一说的人把世人都当成傻子了。
媒体帮了官府的倒忙
之所以要制造“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提法，意在把考试和提高素质对立起来。然而2000年8月却有媒体乱点了“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鸳鸯谱。那时有一高考考生的作文“赤兔之死”得了满分。之所以得满分，是因为他饱读了经典文学名著之故。这件事一下子引发了图书市场经典文学名著的热卖。接着有一媒体把这现象评论为“高考指挥棒引向素质教育”。这简直是大笑话！
其实，高考就绝对是“应试教育”的一个方面。把高考说成是能指挥莘莘学子去努力提高自身文学素质的指挥棒，这究竟是在褒扬“素质教育”呢？还是在褒扬“应试教育”？
从媒体的本意来说，是要为官府推行“素质教育”推波助澜的，然而客观上却说明了考试对提高素质的促进作用。媒体的愚蠢帮了官府的倒忙。
普通学校当然应偏重智育
如果把“素质教育”解释为全面发展德、智、体、美、劳素质的教育，这还是可取的。然而权贵们并不满足于这个而是要走向极左。1997年1月7日国家教委柳斌副主任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一句话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应试教育“内容偏重智育，轻视德、体、美、劳诸方面”。
其实，学校有普通学校和专门学校，后者如体育学校、舞蹈学校、杂技学校、武术学校、棋艺学校、戏曲学校、工艺美术学校、驾驶学校、烹饪学校、缝纫学校、美容学校、技工学校、政法学校、武警学校、护士学校等等。所有学校都偏重于一项教育任务。普通学校偏重的任务是科学文化教育，亦即通常所说的智育。普通高中的基本任务是向大学供应生源。这些都是众所周知和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偏重其一并不等于轻视其他。如果有所偏重就等于轻视其他，则上述所有学校都轻视其他了。
199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纲要》中有这样三句话：“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思想道德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这三句话既阐明了对整个民族各行各业各个部门精神文明建设的共同要求，又突出地对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响亮地强调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亦即智育问题。柳斌副主任的讲话与这三句话是明显矛盾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教育曾被批判为“智育第一”。上述中共中央《纲要》中的三句话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项拨乱反正。相信没有人会愿意看到这种拨乱反正又被拨了回去。
柳斌副主任还说：素质教育“以培养受教育者在思想道德情操、科学文化知识、身体和心理素质、劳动和生活技能等方面得到全面和谐发展为宗旨”。这里值得研讨的是，何谓“全面和谐发展”？
由前述可知，如果受教育者在上述各方面程度均衡地发展，则不会有上述各种各类学校，也就是说，既无专门学校，也不可能向大学供应生源。于是就没有了整个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因此，只有有所偏重的全面发展才是真正和谐的全面发展。
教育应以智育为中心
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扭转过来的，是由“政治挂帅”的泥淖里拔腿出来的，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状态下的悬崖勒马，是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结果。
相应于此，教育部门就应该迈进一个以智育为中心的新时代，因为经济建设必须有智力的支持。教育中心的这种相应就位，是与社会总体的历史性转型具有同样深刻“拨乱反正”意义的。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有可能产生忽视政治的倾向，这毫不奇怪。当出现忽视政治的倾向时，加以引导纠正就是，决不能因噎废食地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
在以智育为中心的口号下，也有可能产生忽视政治、忽视德育的倾向，这也不奇怪。当出现忽视政治、忽视德育的倾向时，加以引导纠正就是。决不能又在教育领域里锄掉“资本主义的苗”，种上“社会主义的草”。
前已述及，“素质教育”是要扭转“应试教育”偏重智育倾向的，因此是与社会总体的转型相背离的。
在推行“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有的学校公然提出“以德育为主”的口号。这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情绪之最充分表露。试问：如果每周5天的课程中要上3天的德育课，这样的安排能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的需要吗？
而且，智育通常是能立竿见影收到成效的，而德育的成效则很渺茫。譬如，当今的官员们每天都从各种媒体和政府系统受到了廉政教育，然而贪官却“前仆后继”地出现，反腐败被列为长期的任务。当然，我们不应在德育方面无所作为。可是，如果企望以高强度的措施去强取德育成效，则绝对是天真的。
去年（2005）年初，教育部周济部长提出了“德育为首”的口号。这也是很动听很革命的口号。他还进一步解释这口号的内涵说：“德育和智育要有个先后。”然而能否把这话理解为必须先把学生的道德水平提高到某一标准后才可以对其进行智育呢？显然这是妄想。如果说把这话理解为学校工作中开学伊始先要研究德育工作，这倒没有错。然而这只是对工作形式的要求，太容易做到了，其实效未必有保证。因此，“德育为首”这句话绝对算不上教育工作的一个指导方针。
另外，高喊“素质教育”者常常指责说：“现在学生的动手能力差。”不错，这说的是事实，然而却是片面的。因为动手能力强的学生也是有的，然而那是技工学校的学生,而普通学校的培养目标与技工学校本来就不同。所以那种指责其实毫无道理。
还要指出，智育其实还与培养其他素质密切有关。譬如，以德育为其专门任务的党校里的党史、法学、国际关系学、哲学等等课程，岂是低文化水平者能学好的？又譬如美学，这是只在高等学府才研究的一门学问。再譬如美术和音乐的欣赏和创作能力以及弈棋能力等等素质，其实宁可说是智力素质，甚至还应该说是高智力素质。可见，智力素质以外的素质有的其实就是智力素质，有的是以智力为基础的，有的是与智力相融合的,有的是与智力相辅相成的。这样的概念进一步支持了本文所提出的“教育应以智育为中心”这一口号。
而且，尽管“素质教育”已推行多年，当前我国教育的现实仍然是以智育为中心的。因为高考仍然存在，而且是教育领域中的重大事件，是高考逼迫着教育不得不以智育为中心的。
“爸爸肾虚”等语道破了天机
从报纸上见到以下几条新闻：
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见到爸爸不舒服的样子，发表高论说：“爸爸你肾虚了。”显然，他的这一点医学知识是从铺天盖地的性保健广告那里来的，虽然他并没有读懂那广告。
一个13岁的女孩精神不振作，母亲问她为什么，她答：“我失恋了。”她真的失恋吗？她真懂得失恋是怎么一回事吗？由于没有下文，我不得而知。但她把这事当做吃家常饭一样来说，就说明她对这种事的见闻已很多。
一位老师问学生“待人接物”怎么讲。一个局长的孩子答曰：“在家里等待客人到来，然后接受他带来的礼物。”
此外，前些年社会上邪教势力猖獗，一些在校生也卷入了邪教活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由以上事例可见，孩子们不仅从学校受到教育，也能从社会和家庭得到很多信息和影响。这也就是说，学生的素质并非仅仅因学校教育而形成的。而且以上事例还促使我们思考：究竟是社会的影响力大，还是学校老师们的教育能耐大？
不少人抱怨当前学校的德育工作薄弱，呼吁加强“素质教育”，甚至喊出“德育为主”的口号。对此我要问：即便老师们对德育工作尽职尽责了，又能怎样？
不少报刊搜集了一批在校的和走上社会后的学生不争气事例，包括杀人的事例，以此来作为当前我国学校德育不力的证明，以此为根据来呼吁加强“素质教育”。这其实是歪道理。事实上学校出了坏学生，并不一定应该归咎于学校。任何学校都可能既出杰出人物也出不争气人物。人的素质是其先天基因和全社会影响而形成的。学校教育并非人的素质形成的唯一因素，更未必是关键因素。因此，赋予“德育为主”内涵的“素质教育”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挂帅”是同一性质的极左口号。实际上，所谓“素质教育”乃是全社会的一大工程。什么样的社会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素质教育”成果。如果社会状态是言论被垄断，异见被箝制，真话不能说而奴才吃香，则必然会培养出大批对上唯命是从，善阿谀，而对下极尽压制言论之能事的奴才。
发动竞争又妄想淡化竞争
高考是一场升学竞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了高考，这是官府重新发动的升学竞争。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工农兵上大学”时也有竞争，但那是“走后门”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准确地说，恢复高考是官府重新发动了公平竞争。然而重新发动公平竞争的官府却又妄想要淡化竞争，这简直是笑话。
那是在1997年7月30日，《今晚报》有一篇报道，题目是“淡化升学竞争，创造利于素质教育社会环境，国家教委提出：莫渲染高考‘状元’”。文中指出：“说高考第一名是‘状元’，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渲染高考‘状元’只能产生消极影响，客观上强化了升学竞争，阻碍了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工作，国家教委明确重申不赞成这种做法。”如今这件事已过去8年多了，然而人们看到的是，高考“状元”依然风光无限：既被请去作报告，还卖听报告的昂贵门票，并还在报上浓墨重彩地渲染。另外，在当前的报纸和出版物上，有不少名校名师写的，给学生复习应考出谋划策的文章和材料。这一切表明，高考竞争不仅还没有淡化，而且更加激烈了。妄想淡化竞争的官府在客观现实面前碰了一个硬钉子。
学习负担过重辩析
在“素质教育”的推行中，“应试教育”被加以造成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罪状，官府曾妄图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然而实际上由于高考并没有取消，升学竞争依然存在，所以尽管有措施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要参与升学竞争的学生们却自我补重了负担。这其实不应是意外的事，是道理极为简单极为明白的事。然而官府却偏犯了这种很低级的错误。
另外还应该问一个问题：当前学生的学习负担真的过重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应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学习是艰苦的事，要成为出色的人才，总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一般须放弃许多本来可以享受的生活乐趣，有的还要推迟婚恋和生育，不少读书人戴上了近视眼镜，许多运动员有这样那样的伤痛，芭蕾舞那一类职业被称为“残酷的事业”……轻轻松松地学习就能放射异彩的便宜事是没有的。
而人的天资和志趣是各不相同的。有的人天资聪颖又立志要成为出色的人才，他们迎对艰苦而努力学习。这样的人不仅会参与高考，还会力争考出好成绩上名牌大学，还有人甚至一年就读完学校里几年的课程。另有的人天资欠聪，或怕艰苦、贪享受，没有成为出色人才的志向。这种人或学习但求及格，或还要逃学，或干脆初、高中都不上。对于前一种人，你要减轻他的学习分量是办不到的。对于后一种人，你要加重他的学习分量也是办不到的。
因此，究竟有无学习负担过重现象？在什么范围内存在学习负担过重现象？程度如何？应作调查和分析。不应随意地给所谓的“应试教育”加以造成学习负担过重的罪名。
悲剧何足惊怪？
由于学习的压力而酿成悲剧的事例是有所听闻的，或表现为严重损害身体健康乃至死亡，或表现为精神崩溃而****。社会对于这种事当然应予关注，但并不足惊怪。可是高喊“素质教育”者却利用这类事例来攻击当前的教育，混淆了视听。
其实，学生的学习压力来源于升学竞争，竞争若没有悲剧发生倒是怪事。以经济领域来说，有的人因炒股失败而跳楼，有的人为多挣钱而超载运输或长时间疲劳驾驶而出车祸，若干沉船事件、矿难和烟花爆竹厂的爆炸也都是因想多挣钱而不顾安全所致……。在废除了“吃大锅饭”的经济制度而应用了竞争机制的当今社会，不产生若干悲剧则是怪事。因此，除非取消高考，否则就不可能避免因学习压力而酿成的悲剧发生。可是高喊“素质教育”者并不敢要求取消高考，只是口口声声要推行“素质教育”，要求淡化竞争。其实，当今社会的学生恰恰是特别应具有竞争素质。这就是说，要能直面竞争，要敢于竞争和善于竞争，要能恪守公平竞争的规则和道德，要能经受得起竞争失败的打击，要能在应该拼搏的时候拼搏，在应该知难而退的时候知难而退……。
因此，真正值得惊怪的并不是悲剧，倒是高喊“素质教育”者竞争意识的欠缺和利用悲剧来吵嚷的素质。
“应试教育”压抑个性吗？
有人指责当前实行考试制度的学校教育压抑个性。然而这说法只说到学校教育的一个很特殊的方面。
学校教育压抑个性是非常明显的现象。譬如著名作家三毛，她小时候爱逃学。她逃学是为了读自己喜欢读的书，甚至逃到无人干扰的坟场去读。由于个性没有受到压抑，后来她才成为一个作家。又譬如比尔-盖茨，如果他当初和别的许多人一样地上大学，读研究生、博士生，就不会有现在微软的辉煌。此外，有的人本是某一项体育运动世界冠军的料，可是不幸他和一般孩子一样去学校上学了，结果一个世界冠军被埋没了。这些事例说明，学校教育很可能埋没了若干作家、企业家、世界冠军、能工巧匠……，亦即说明了学校教育有压抑个性的作用。既然如此，是否应该废除学校教育呢？是否人人都应该逃学或干脆不入学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目前并没有废除学校教育，绝大多数要成才的人都走上学这条道。这也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实行考试制度的学校教育并不压抑个性，而是能发展个性的。
所以，上学不上学在于各人的选择；可以因上学之不利而不上，也可以因上学之有利而上。成才的道路绝非只上学一条。
但还要指出，那些指责“应试教育”的人，如果明知学校教育会压抑他们的个性，却又垂涎于学校文凭的高含金量而去上学，或送他们的子女去学校上学，这就是自愿受压抑了。
澄清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概念
高喊“素质教育”者指责当前的学校教育“只注重灌输知识而忽略能力和素质的培养”。这反映了他们根本不懂得知识和能力及素质之间的相容关系。
其实，知识亦即能力，亦即素质，只不过知识不是能力和素质的全部而已。譬如你熟悉某一旅游景点的情况，你就具有在该景点导游的能力。如果你还会一或两门外语，你就不仅能为自己的同胞导游，还能为来自一或两国的外国游客导游。人们会说，会外语的比不会外语的导游能力强，或说前者比后者业务素质高。也会说，会两门外语的比会一门外语的导游能力强，或说前者比后者业务素质高。总之，知识越多能力就越强，业务素质就越高。
当然，除知识外，导游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也会影响导游的效果。然而也不容否认，知识在素质中终究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不仅如此，知识以外的其他素质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识。譬如思想素质中的世界观，它涉及了对宇宙、地球、基本粒子和进化等问题的了解，广泛涉及人类知识的各个方面。譬如道德素质中的爱国主义，它特别要涉及五千年的炎黄文明史、鸦片战争史和抗日战争史。再譬如心理素质所涉及的美学，它是只有在高等学府才开设的一门高深课程。再譬如身体素质所涉及的球类和田径运动以及体操、武术、棋牌竞技等等，也有不少知识含量，有的甚至是高知识含量的。
所以，把知识、能力和素质完全分割开来的人，很需要提高其正确掌握概念的能力和素质。
对“高分低能”应予适当宽容
高喊“素质教育”者指责“应试教育”培养出的学生“高分低能”。这种指责反映了对能力培养的一种急躁情绪。
能力有单项能力和综合性能力两个层次。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计算机等等许多课程都是培养单项能力的课程。此外还有书法、绘画、乐器演奏、球类竞技、棋牌竞技、工匠技艺等等许多能力都属于单项能力。综合性能力则是把单项能力综合起来应用的能力，譬如工程设计能力、城市规划能力、科学研究能力、社交公关能力、营销策划能力、军事指挥能力和政治领导能力等等。能力的培养手段包括读书和实践。综合性能力尤其需要在实践中锻炼培养。中、小学教育和大学低年级的教育属于基础性教育，其能力培养以单项能力培养为主，学生接触自然实际和社会实际的机会不可能多。大学的毕业设计、毕业论文属综合性能力的培养，但培养的环境主要是摸拟的实际环境。学生接受完学校教育后，还要在其一生中不断弥补不够用的知识，要不断学习时代飞速发展所产生的新知识，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锻炼提高其能力。换言之，刚毕业的学生不可能是成熟的人才。尽管有些人会少年得志，也只是显现了他们才华的某一局部亮点。军事院校的学生刚毕业就当上将军的恐怕不会有。
因此，从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可能有些书呆子气或表现为高分低能。这固然反映出当前教育的缺陷，但社会对此也应予适当宽容。如果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耗用过多的时间去接触自然和社会实际，虽然能改变低能的状态，却必失去高分，这样的教育是眼光短浅的教育。事实上当前的高考表明，高分仍然是考生的追求和考官的要求，虽然“素质教育”已推行了这么多年。
培养创造性素质的偏激情绪
高喊“素质教育”者指责“应试教育”把学生囚困在知识堆里，忽略了学生创造性素质的培养。这种指责反映了一种培养创造性素质的偏激情绪。
其实，有若干培养创造性素质的措施是人所共知且已或多或少被当前的学校所采用了的，譬如给学生讲科学发展史和科学家的故事、组织学生参观发明展览、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以及组织发明竞赛等等。但是过多地安排这类活动并不可取。譬如夸张地说，在二分之一的教学时间内安排这类活动又能有什么效果呢？即便你说其效果是隐藏的，即便你说若干年后的一项重大发明可能就因现时的这种培养措施而产生，也不可能有一个学校会在现时这样做。
另外要指出，许多知识本身就是前人的发明创造成果。譬如钟表、内燃机、电动机、电视机、计算机、飞机、潜艇等等机器，譬如数学、测量法、选矿法、施工方法、铸造方法、治水方法等等方法性知识，都反映出前人的创造智慧而对后人有借鉴和启迪意义。学习这些知识的每一项，都等于上了一堂发明创造课。因此，知识的灌输其实也包含了创造性素质的培养。知识丰富的人其创造思路通常就较宽广。
再一方面，发明有群众性的发明和高科技的发明。后者是以高科技知识为条件的。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即便创造性素质很高，也不可能掌握核技术和航天技术，也不可能去从事基因研究，遑论在这些领域能有所发明。而极尽可能地使用高科技是现代化强国的基本条件，高科技的发明才标志着现代化强国的进一步飞跃。所以，人才的高知识素质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首要条件。
因此，当今的学校虽然应重视学生创造性素质的培养，但是也不应受那种偏激情绪的蛊惑。
继“开门办学”之后的又一场闹剧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开门办学”是一场闹剧。如今的“素质教育”是那一段历史本质不变的重演。
“开门办学”和“素质教育”都是要革传统教育的命，听起来颇有学术味又很有革命气慨，但却没有其字面所能限定的内涵，亦即没有确定的定义。因此，这两者都可以被任意塞以想要塞进的内容。于是传统教育被加以想要加予的种种罪名，传统教育确实存在的缺陷被任意夸大，而各种功德都被揽到“开门办学”和“素质教育”身上，种种实际无法达到的改革效果被说成必定能实现的目标。因此，“开门办学”和“素质教育”的推行中怎么闹腾的都有，怎么闹腾都只褒扬其所得而不讲其所失。总之，“开门办学”和“素质教育”都是没有理论的瞎闹腾。
1996年10月我曾致函国家教委，请求解释“素质教育”的内涵。国家教委复函称：“素质教育是国家教委针对多年来中小学存在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久治不得其解而提出来的……教育理论界关于素质教育讨论了好儿年……但对素质教育内涵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我们热忱欢迎王先生积极参加这一讨论。”这样的答复使我大跌眼镜。原来多年前由国家教委提出来的“素质教育”，这个用来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错误倾向的指导方针，其内涵竟是还在讨论之中。这好比是一位医生只写了一个药名给病人去治病，而这种药的成分他自己也不知道而要病人去讨论。现实中当然不可能有这样的医生。然而官场上却有这样的长官。这莫非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种特色？
“文化大革命”期间，玩弄辞藻的文化风行，而且玩出了“八股”水平。譬如这样的八股式大会发言是屡听不鲜的：“今天的大会开得好，好得很，好极了！好就好在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好就好在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好就好在……当前的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学毛著为核心，以老三篇为重点，以最新指示为动力……要抓住一个“敢”字，强调一个“准”字，克服一个“怕”字，排除一个“慢”字……。”一位长官领导水平如何就看他辞藻玩得如何。不难理解，教育部门长官的领导水平也必然会这样来表现的。因此，“开门办学”这种没有定义的辞藻问世是历史的必然。
“拨乱反正”以后，不少乱子被拨正过来了。然而许多长官们玩弄辞藻的素质并没有改掉。所以被标以“素质教育”的另一场闹剧就上演了。
如今你若要问“开门办学”是谁人提出来的，你不可能得出答案。如今你若要问“素质教育”是谁人提出来的，也不可能得出答案。当年提出“开门办学”的人无须为闹剧负责，闹剧收场他还可以继续当官。说不定“素质教育”就是当年提出“开门办学”的那位长官在社会转型后的新创。
直到1997年初，国家教委才对已推行多年的“素质教育”给出一席说法。但已如前述，那说法是没有理论的，是随心所欲把种种罪名强加给传统教育而为“素质教育”强揽功德的说法。根据那说法，国家教委要求全社会淡化选拔意识，后来又在关于高考“状元”的问题上表示了要求淡化升学竞争。可以说，要求淡化升学竞争就是“素质教育”思想的焦点。如今时间又过去多年了，人们看到的是，官府在自己设置的高考这个硬钉子上碰得头破血流。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运动不断。教育改革这种本是学术性的事，也被政治家们作为政治运动来闹腾。“开门办学”就是当时政治形势的产物。而政治运动的实质就是运动群众。想当年，报纸上“开门办学”的文章铺天盖地，电台、电影、话剧等等一切舆论宣传工具都被动用，声势造得很大，学校里大会发动，小会推动，教师们被赶到生产建设的现场去教学，工农兵被请进学校来教学，全社会的群众几乎都被折腾到了，而异见是绝对不许发表的。社会转型以后，民无宁日的政治运动没有了，但却产生了本质仍为政治运动的“素质教育”。在这种政治运动中，舆论也是被垄断的，异见也是被箝制的，若干积极推行“素质教育”的教师和干部受到了高额奖励，若干地方建设了“素质教育”基地，有的书店被以“素质教育书店”命名……这是没有理论的教育改革必然要采取的强硬推行手段。因此，如果“素质教育”果真能培养出人才的话，必定是擅长运动群众的那一种素质的人才。
向“素质教育”转轨的9年闹腾轨迹
“素质教育”的闹腾其实已不止9年。但更早时候的闹腾我未得知，所以无法记叙。
我第一次得知“素质教育”这一说法是在1996年。那年的9月13日，天津《今晚报》有一篇“三水道小学注重素质教育”的报道。其中写道：“三水道小学在实施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过程中，注重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与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坚持以德育为主，把教育学生学会做人作为素质教育的核心……把教会学生学习方法作为素质教育的重点……。”
对于这样的报道，我除了对“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感到莫明其妙以外，还对报纸的记者和编辑之语文素质感到十分惊讶。该报道中的“以……为主”、“以……为核心”和以“……为重点”明显是一种文字游戏。其中“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与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如改成“教师自身素质与学生素质的提高”，则意思没有什么两样；前者明显是后者游戏式的扩展。这种文字游戏在“文化大革命”时是风行的。然而当年距“文化大革命”结束已20年了，报纸的记者和编辑竟还这样钟爱这种游戏。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所见识的“素质教育”第二幕是天津南开中学演出的。那是1996年10月12日，《今晚报》报道说，南开中学为完善素质教育体系，聘请了天津音乐学院、天津歌剧院和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等13位艺术家，分别担任该校铜管乐队、民乐队、合唱团、舞蹈队和话剧社的客座教授、指导教师。另外，在此以前该校已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所聘请了一批客座教授和指导教师。
我想，这些客座教授和指导教师不知是仅仅挂个名呢，还是确实经常帮着该校闹腾“素质教育”？不知全国所有的中学后来是否都这样来完善“素质教育”体系？
1997年1月17日《今晚报》报道，国家教委柳斌副主任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应试教育以升学为目的，围绕应考开展教学活动，是一种片面的淘汰式教育。它的危害，一是教育对象主要面向少数学生；二是教育内容偏重智育，轻视德、体、美、劳诸方面，忽视实践和动手能力，影响青少年生动活泼健康地成长；三是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而素质教育较好地体现了基础教育的本质，它以培养受教育者在思想道德情操、科学文化知识、身体和心理素质、劳动和生活技能等方面得到全面和谐发展为宗旨，为学生学会做人、求知、劳动、生活、健体、审美打下扎实基础。”柳要求各有关部门努力促使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要求全社会都淡化选拔意识，增强普及意识，要求力争素质教育在当年迈出坚实的一步。
如今时间已过去9年多了，我不知道“素质教育”究竟迈出了什么样的坚实步子。我没有看到全社会淡化了选拔意识，倒是看到了教育部所安排的高考丝毫未改变其选拔功能。升学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1997年7月20日《今晚报》有一篇报道，标题是“华中师大一附中今年起在高一试行‘素质学分制’，学生将不再面临高考压力，高考考试科目分只占总学分50%以下，学生、家长均给予支持”。
然而试行的结果如何？多年来并未有追踪报道。
1997年7月30日《今晚报》有一篇报道，题目是“淡化升学竞争，创造利于素质教育社会环境，国家教委提出，莫渲染高考‘状元’”。文中指出：渲染高考“状元”，“在社会上只能产生消极影响，客观上强化了升学竞争，阻碍了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工作，是一种舆论误导，国家教委在此明确重申，不赞成这种做法”。
然而以后的几年高考“状元”依然被渲染，现在更是风光无限。而至今还未听到教育部再重申什么。
1997年9月20日，国家教委朱开轩主任在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上有一个讲话。他对当年1月柳斌副主任的讲话作了重申和补充。但其中又有一点重要的不同：柳副主任说的是，应试教育“内容偏重智育，轻视德、体、美、劳诸方面”。而朱主任说的是，“应试教育只重知识传授，忽视德育、体育和美育，忽视能力和心理素质的培养”。究竟是正主任说的对呢，还是副主任说的对？
依我的语文水平，我只能解释“偏重智育”的含义和“只搞知识传授”的含义，而无法解释“只重知识
传授”的含义。
我认为，视而不见才为“忽视“，见到而轻待之才谓之“轻视”。两者是很不同的概念。而要区别这两个概念的不同，所需要的文化程度并不高，顶多是高小程度就可以了。
1997年10月10日《今晚报》有一篇报道，题目是“锦州师院设‘特殊毕业证’，获素质合格证方可毕业”。文中说，学生除获得国家正式颁发的毕业证书外，还须获得计算机操作、口语表达、班主任工作、书法等所有素质课的“素质合格证”才能算真正毕业。
我认为，锦州师院加强上述几方面素质的培养是完全应该的。但是除了上述几方面外，其他所有课程的设置难道不是为了培养素质的？莫非其他课程都应算“应试课”？
而且上述几方面素质很难说是属于德、体、美、劳素质，倒是智力素质的属性更明显。按照“素质教育”的概念，那一类课怎可以算“素质课”？
1998年11月14日《今晚报》有一篇报道，题目是“一堂残酷的素质教育课”。文中说，有两个骗子以“素质教育论文大赛组委会”的名义向遍及全国的几千所中小学教师发出了一份“全国素质教育论文征集公告”。“公告”说，参赛中得奖的论文作者将得到6000、3000、1000元三个等级的奖励，并要被邀请出席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的论文研讨会，还要相应出版一本“全国素质教育论文精典”。全国有上千教师对这种利诱缺乏防御素质，在向“组委会”寄去论文并收到“论文入集通知书”后，纷纷给骗子汇去了“出书成本费”，款数达15万多元之巨。案发后骗子说，有这么多教师受骗，连他们都感到震惊！
由于“素质教育”的闹腾，给了骗子机遇，因而使上千积极推行“素质教育”的教师上了一堂“残酷的素质教育课”。这不能不说是“素质教育”的一项成果。
在2000年的高考中，有一考生的作文“赤兔之死”得了满分。之所以得满分，是因为他饱读了经典文学名著之故。这件事一下子引发了图书市场经典文学名著的热卖。接着有媒体把这现象评论为“高考指挥棒引向素质教育”。
这等于说“应试教育”是能够提高学生素质的。既然如此，“应试教育”又何须向“素质教育”转轨？那位记者实际是帮了官府的倒忙。如果不是因为“素质教育”闹腾得邪火，人们是见识不到这种素质的记者的。
2005年初，教育部周济部长在答记者问和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声称要继续推动素质教育，并提出了“德育为首”的文字游戏新花样。
9年的“素质教育”闹腾中，教育界有积极参与闹腾的，有空喊“素质教育”以应付上级的，有明确表示反对的。如今闹腾的声势已经没有了。9年的时间已不算短。“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是否已经完成？或是还要闹腾，将如何闹腾？应该有个说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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