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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后为中国大学出不了“大师”级人才而忧虑，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郑兰荪委员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时，深入剖析了中国的大学“难出大师”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高校行政化、官本位意识很浓，教师位于学校管理底层，教授争当部处级领导的事屡见不鲜”。（中新网3月11日报道）
高校的教授们为何要争当部处级领导？这固然可以从我们传统的“官本位”文化上去找原因，学而优则仕，但我以为这未免浮泛，我们不是总在渲染我们已处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吗？何以身为大学教授还那么“单元”？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不做官能不能体现这些教授的价值？能否让教授们感到作为一名教授的荣誉？更进一步，不为官能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不必过多地指责那些想为官的教授们，大学本来是一个学术组织，可我们的大学却过于追求内部的行政等级，大学的行政化甚至衙门化让行政官员掌握了甚或是大学教学与科研的支配权，教授及其群体的学术权力在大学不仅未得到充分重视，在关系学校发展的重大决策中，他们常常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让那些不学无术之或学难有成之辈为大学之官，倒不如让教授们通过为官而获得关系大学前程的话语权与支配权。
再者，每个人欲为社会作贡献总是有其成本的，不为官，这些教授们可能会付出更大的成本。不为官，他们能不能拿到课题？不为官，他们会不会得到公平的学术成果的评定，会不会有公正的学术荣衔的授予？
北大教授陈平原曾感叹学界“世风日下”，如此，而要求教授们“心如止水”，实在有些勉为其难，所以我们不必把张中行大师的“一不做官，二不发财”整天挂在嘴上，真正要做的是如何降低这些教授们的贡献成本，让教授们能够不只是安心而且更顺心地去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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