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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205个国家和地区中间，有100来个是二次大战以后独立起来的新国家。他们独立以后，都需要决定用什么语文来办理行政和教育。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语文问题，总的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一）用什么语言作为全国性的法定共同语？本国语言不止一种，选用哪一种呢？（二）法定语言用什么文字来书写呢？采用国际通用字母吗？改进旧文字吗？创造新文字吗？等等。这么多国家，在相当短的时期中，几乎同时进行语文的更新，这一现象被称为“语文现代化”的国际新浪潮。任何国家，从旧时代到新时代，从旧体制到新体制，从殖民地到独立国，都需要更新语文，作为更新教育的工具，以利国家建设向工业化和信息化前进。把这些语文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叫做“语言计划”。它是社会语言学中有重大实用价值的学科分支。在中国，称它为“文字改革”。（周有光：《新语文的建设》p3~p4）
中国的“汉字改革”又称“文字改革”，广义指文字和语言，狭义只指文字。文字改革是语文的有计划的发展，在欧美各国叫做“语言计划”。语文的有计划的发展以适应现代生活为目的，所以又称“语文现代化”。1958年把文字改革工作归纳为三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任务，有的已经完成，有的还要开展。（周有光：《新语文的建设》p216~p217）
中国古代，人们为了学习汉字，曾创造了直音、反切等方法给汉字注音。直音法盛行于汉代，反切法流行于东汉末年，盛行于唐宋各代。
明末，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交往的发展，西洋人为了学习汉语汉字，在中国传教，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称，曾制定过多种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605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一书，第一个创制了系统的拉丁字母汉语拼音方案。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西洋传教士和商人纷纷涌入中国，于是西洋人的汉语译音和教会罗马字也迅速发展起来。英国住中国使馆的中文秘书设计了接近英文的威妥玛式拼音方案，起初作为使馆人员学习汉语的注音工具，后来扩大了用途，成为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称的通用标准。
1892年至1911年，正当中日甲午战争和变法维新运动的时期，中国发生了切音字运动。当时，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在这国事动荡，人心思变的年代，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力主变法图强。于是，维新运动就成为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考虑到要救国图强就要普及教育，培养人才，就要克服繁难的汉字所造成的障碍。这样，切音字运动就在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1891年宋恕在《六斋卑议》中首先提出“须造切音文字”的主张。1892年，福建人卢戆章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字母式拼音文字方案《一目了然初阶》，标志着中国人自觉进行的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开始。
1910年，腐朽的清政府查禁了官话字母，封闭了“拼音官话书报社”，堵塞了切音字运动的主流。辛亥革命以后，民国的教育部决定召开“读音统一会”，才把切音字运动的原班人马召集在一起。1912 年7月10日，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在北京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8月7日，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1913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最后通过了鲁迅及浙江会员许寿裳的提议，采取审音用的“记音字母”，定名为“注音字母”。注音字母方案通过后，并未立即公布。原因是教育部领导换人，同时也有人反对，所以方案被束之高阁。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文学革命兴起，汉字改革呼声高涨起来，教育部才于11月23日正式公布“注音字母”。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封建势力掀起了一股否定民主共和、否定自由平等的反动思潮。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发起向反动思潮的反击。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形成了深刻而广泛的文化思想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出了“汉字革命”的口号。1923年，教育部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5次常年大会，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方案》，论述了26个罗马字母的世界通用性。1928年 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字母用法接近英文而又适应汉语特点的“国语罗马字”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其特点是音素制的，注重词儿连写，26个拉丁字母以外不用新字母，采用字母标调法，不用符号标调法。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推行国语罗马字并不热心，加上拼写规则繁琐、难学，妨碍了普及、传播，始终没有走出知识分子的圈子。后来，国语罗马字的制定者之一林语堂，设计了一种比较简单的字母标调法：阴平不标，阳平在主要韵母后加r，上声重叠主要元音字母，去声加h。国语罗马字对我们今天还存在着很大的影响。目前，汉语拼音在拼音地图和城市的拼音列表上拼写陕西时，其中Shǎn音的上声an 用重叠主要元音字母代替声调符号仍作为陕西（Shaanxi）的定型写法，以区别于山西（Shanxi）。
俄罗斯十月革命时，总人口的 72%是文盲，特别是在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和部族中，文盲的比例更高。其中有115个民族和部族根本没有文字。因此列宁领导下的政府在进行扫盲的同时，还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给这些民族和部族创造或改革文字。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任教育部长卢那卡尔斯基主张俄文也改用拉丁字母。在苏联的远东，当时有十万大多不识字的中国侨苏劳工。1928年2月，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开始研究中文是否也可以拉丁化，于是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会通苏联汉学家郭质生等进行这个工作。1929年，瞿秋白写成了《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0年3月，鲁迅发表《文艺的大众化》，指出：“倘此刻就要大众化，只是空谈，大多数人不识字，目下通行的白话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若用方言，许多字是写不出的。”1931年9月26日，在苏联海参崴召开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从此，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就蓬勃地发展起来，并且传入国内，掀起了拉丁化运动的高潮。由于拉丁化新文字具有不标声调、拼写方言、分词连写等特点，简单易学，适于在广大劳动群众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因此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发展便更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1932年6月，瞿秋白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上发表《大众文艺的问题》，认为“所谓白话”是“新式的文言”。“中国的封建残余——等级制度的统治，特别在文化生活上表现得格外明显。”鲁迅在1934年控诉国民党政府迫害进步文化运动时说：“他们深知道新文字对于劳苦大众有利，所以在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地方，这新文字是一直要受摧残的。”
1935年，文化界人士蔡元培、孙科、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叶圣陶、沈钧儒、*奋、巴金、章乃器、史良、李公朴、周扬、沙千里、王造时、胡愈之、薛暮桥、艾思奇、胡乔木、胡风、胡绳、曹聚仁、钱俊瑞、叶籁士、曹伯韩、拓牧、聂绀弩、夏征农、艾芜、贺绿汀、沙汀、欧阳山、草明、田间、周而复、蔡若虹、史良、陈波儿、赵丹、郑君里、吕骥、夏衍、张春桥、齐燕铭、董纯才等688人签名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意见书中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郭沫若发表《请大家学习新文字》，他说：“现在已经不是讨论新文字要不要的时候，而是我们应该赶快学、赶快采用的时候了。自然，新文字还在创生的途中，有好些表现方法还得发明和改良，而我们大家来学习来采用，便是来参加这发明和改良的事业的。我们应该群策群力，来使这项事业完成。”王力从拼音文字必须传承汉字遗产的角度出发，在《独立评论》第198期撰文论述：“中国文字改为拼音之后，最大的难关就是同音字太多，如果不管声调的差异，则同音字更多。词类连书只能补角一部分的损失，因为词类连书之后，还嫌同音的‘词’太多。例如‘主意’与‘注意’，‘知识’与‘指示’，‘解放’与‘街坊’，‘打倒’与‘大刀’；如果不管声调的差异，写起来就毫无分别。在这一点看来，似乎‘国语罗马字’要比‘拉丁化’好些，因为它对于上面的例子，写起来都是有分别的。但如果遇着‘教诲’与‘教会’，‘成立’与‘成例’，连‘国语罗马字’也只好写成一样了。”从1934年8月到1937年8月，3年中各地所成立的拉丁化团体至少70个以上，出版了书籍61种，约12万册，有36种新文字刊物创刊。1935年，延安设立“农民新文字夜校”100所，红军士兵能写新文字的约有2万人。1935年8 月，茅盾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说：“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只有废除汉字，才是中国文字改革运动最正确的道路。”这时，《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 方案》在北平被大量油印，学生买来读的很多。不久，翻印这本书的书店的经理被捕，所有其他书店和书摊都不准发售新文字书，但是新文字运动已经在北平撒下了种子。从1936年起，国民党政府开始查禁拉丁化新文字。首先在河南开封，1月1日国民党派军警搜查开封各书店的新文字书刊，并下令禁止报刊登载关于新闻子的文章。接着上海、北平等地也开始抓人，抓到都作为*办。
抗日战争期间，上海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中心。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在各机关、学校、工厂，广泛建立“新文字学会分会”、“新文字小组“，积极开办新文字讲习班、研究班、学习班、训练班等约150期，培训了一批新文字师资和宣传骨干。1937年11月至1938年11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倪海曙等人在40所难民收容所3万难民中进行扫盲实验，取得显著成绩。
1938 年1月，延安边区新文字促进会成立。3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令文”。文中说：“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如不妨碍或分散国人抗战之力量，在纯学术之立场加以研究，或视为社会运动之一种工具，未尝不可。若仍有反动分子用此为宣传工具，则仍须严加取缔，切不可任其流行。故对此种刊物之内容，仍应注意审查。”这是在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对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宣布的表面上的“解禁”。这时，上海新文字研究会成立*小组，加强党对新文字工作的领导，小组领导人孙冶方。5月，汉奸汪精卫的外甥陈秋圃在国民党政府的《扫荡报》上发表《斥拉丁化新文字》，文章发表后，武汉、广州等地的拉丁化刊物立刻予以反驳。1938年冬，延安普遍设立“新文字冬学”。1940年3月，“国民参政会”召开第五次大会，参政员张一麐（lín）、董必武、沈钧儒、史良、*奋、陶行知等联名向政府教育部提出关于扫盲问题的询问案一件，并要求实验新文字，作为扫盲工具。1940年5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政府“已经”为“普及教育，使文字易学起见，而制定注音符号”；汉字“历史悠久”，有“六书之明体用”，而且“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民族之团结，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说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有很多同音词，“欲易更难”，如要实验拼音文字，则可以试行“国语罗马字”。1940年11月，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萧三、邓发、周扬、乔木等99人联名发起成立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署名赞助的有*、朱德、王明、洛甫、王稼祥、罗迈、任弼时、李富春、萧劲光、王震、范文澜等54人。11月7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举行成立大会，大会推举*、朱德、孙科、张一麐、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为名誉理事，选举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罗迈、萧三、周扬、乔木、艾思奇、吕骥等45人为理事。1940年12月25日，边区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1）从1941年1月1日起，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法律地位；（2）从1941年1月1日起，一切上下公文、买卖帐目、文书单据等，用新文字写与汉字写同样有效；（3）从1941年1月1日起，政府的一切法令、公文、布告，一律新文字与汉字并用。这时，邵力子、黄炎培、李济琛、任鸿隽、沈钧儒、王昆仑等也在重庆筹组新文字学会。1941年6月4日，针对那些反对新文字的人，《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推行新文字与扫除文盲》指出：“五四时代他们说提倡白话文会降低中国文化，因为白话文决不能表达高深的思想；现在他们又认为改革了汉字将断送掉中国文化，而实际上，白话文比文言文更适宜于表达现代的科学知识，这已经为一般人所公认的了。不过因为它还没有脱离汉字的束缚，所以终究不能写出名副其实的‘白话’，而最后不能不蜕变为‘新文言’。”对于新文字，社论说：“只有用新文字代替了方块字，才能创造出真正合乎科学、合乎文法、合乎口语、善于沟通国际文化、善于发表现代思潮的中国大众语文，而使中国的文化大大提高一步。新文字不仅在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上是锋利的武器，而且在提高文化、发扬学术上，它也是比汉字更高一级的文字工具，这是1933年以来大众语文论战中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前进的文化界所一致公认的真理，曾经鲁迅一再解释过的。”“新文字还是初创的东西、萌芽的东西，它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待研究和改善，他还没有普遍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去。”“我们必须尽量深入到乡僻区域去扫除文盲，使我们正在生长起来的一代人，每个人的能力和政治水平都赶上或超过世界最文明国家每个人的能力和政治文化水平。”许地山在病逝前批评保守观念的文章中说：“因为识字或会写字的人也被看为神圣，为高尚，无形中造成一种士大夫阶级意识。如果一个人读了几年书，认得一千几百字，他就会有‘我是读书人’的感觉，读书人的肩膀是不屑挑东西的，双手是拿过笔，再也不能做粗重的手艺，指甲要留得长长的；所谓卑贱的事，他是不能再做了。在商店里任职的伙计，虽会写几个字，却是被看为读不成书。所谓士大夫，实际上只是多识些字和会写一半篇或通或不通的文章，这样他便能武断乡曲，交官结吏了。他靠文字捞取威权，当然不敢批评文字本身的缺点，也想不到它会有什么缺点，乃至不敢想它可以被修改到较利便的地步。这样弄到读书人不当文字是传达思想的一种工具，却当它是一种捞取威权的法宝。”柳亚子在《我对于拉丁化中国字的关系和以后的希望》中说：“对于拉丁化中国字的运动，我是由衷地拥护的……我有一个思想上的信条：我以为凡是象形文字都是落伍的，拼音文字才是进化的。尤其在中国，要扫除大多数的文盲，象形文字万万不能胜任，更非拥护拉丁化新文字不可。”他说：“我赞成谢觉哉先生的话：‘在政治上真正革命的人，在文字上也是革命的，文字革命的意义并不比政治革命小。’所以我听到了延安和苏北推行拉丁化中国字的消息，心中非常兴奋，我相信中国政治上的革命是会成功的，那么，中国文字上的革命当然也有它光荣的前途。”1941年12月7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举行第一届年会。大会推举孙科、张一麐、吴稚晖、陶行知、黎锦熙、赵元任、周辨明、董必武、成仿武、林语堂、叶籁士、陈鹤琴等为名誉主席团，选举林伯渠、李鼎铭、吴玉章、徐特立、罗迈、乔木、萧三、欧阳山等为大会主席团。吴玉章在会上作了《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报告，指出新文字应该采取国语罗马字的成果，“而好好利用，使新文字有更好的发展。因此我们要打破以前的宗派主义，不仅要和过于罗马字根本改革中国文字的同志合作，就是一些改良汉字，如简体字，以及各种改革文字运动的人，都应该引为同志，而共同努力于中国文字的改革，打破一切狭隘的观念。”主观主义的错误，报告中指出有两种：一种是“认为新文字是行不通的，大众不会欢迎的，这种主观主义已经被事实打破了”；另一种是“认为新文字是容易的，只要得到政府的赞助，热心认识的推行，就可以顺利地成功，而没有顾虑到事实的困难，只凭主观的愿望，很急噪地要见成效，很迫切地要代替汉字，以致废除汉字，不承认新文字本身还有许多缺点；‘自以为是’的态度非常浓厚，一遇到别人批评就漫骂，‘自高自大’、‘自满自足’的情绪到处发现。但是有些人因为有这种情绪，一遇到挫折就灰心失望。”报告提出了协会今后的任务，要“广泛地联络各种语文改革运动的团体和个人”，“最要紧的是培养大批在质量上相当高的新运干部，大量地编辑新文字教本、读物、字典，出版新文字报纸”，“要加深文字改革的研究”，迫切要解决的是：新文字写法的定型化、方言问题、编辑词典和编写文法。1942年3月，新文字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校长吴玉章指出：新文字也应该有一定的写法和固定的字形，像汉字一样。林汉达提出变化一部分音节的基本拼法，作为通盘解决同音词的方法。他用变体、方音和符号标调三种方式，规定了244种音节的特别写法，使442个汉字所构成的许多同音词都有各自的特别写法。1944年，他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他的《连写·定型·注调·分部：国语拼音词汇》和《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两部著作中。“中国文字改为拼音之后，最大的难关就是同音字太多”（王力语），在理论上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为拼音文字的建设开辟了道路。
1946年2月，重庆《国文杂志》第三卷发表吕叔湘主张拼音文字的文章，文中提出赞成拼音文字的4点理由：1、从学习的观点说，汉字难学，拼音文字容易学。2、就文化工作的效率说，汉字效率低，拼音文字效率高。3、从沟通中西文化的观点说，汉字不及拼音文字便利。4、就中国语文本身的发展说，拼音文字可以促成中国语文的发展。3月17日，上海《文汇报》发表郭绍虞的文章，认为“中国文字的难学与难记，即是推行普及教育的绝大障碍，假使仅仅喊扫除文盲，而不顾到文字的改革，恐怕无论如何推行平民教育，或规定基本汉字，总不会有良好的结果的。只有改为拼音文字，然后易学易记，才可收扫除文盲的功效。”1946年7月，上海《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发表了200封征求各界对中国文字拼音化意见的信，回信的结果是百分之百的人赞成文字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80%的人赞成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1月3日，《时代日报》副刊《语文》第57期发表Angz（方仁麒）的《拼音字母问题》，对一年来在该刊发表、介绍和讨论的各种拼音方案提出了总结性的意见。文章对自造符号的拼音方案表示意见，认为“这种追求是文化进步的原动力，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我们应当尊敬这种种的尝试”。但是“我们所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外在的因素。”“拉丁字母现在还不过刚踏入它的黄金时代的开端。我们不要时代落伍，我们也不要超越了时代。Jes-person虽则也创造过他的文盲字母，可是他还是脚踏实地地参加了前国际联盟的知识合作委员会，当了拉丁化组的主任委员，从事拉丁化的运动。”“自造的字母能用不能用是没有保证的。改造的字母大家乐用不乐用也是没有保证的。”“对于abcd，不会有谁没有学过，也不会有谁已经忘了。”11月11日，《语文》第58期发表倪海曙的《结束符号，建立文字！》，文中认为字母的问题，无非“是在东方的笔画和西方的线条之间循环不息地兜圈子”，要求“全国研究拼音文字的朋友，大家把视线转移一下，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上，已经有很多样式的字母、很多种类的拼法，不要妄费时间和经理去设计新符号了。……拉丁字母是能够切实帮助中国进步的，我们不必再在它以外去寻找新符号了。”文中提出3项建议：“（一）马上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拉丁化新文字的词汇，先审查基本的、常用的，再审查专门的、特殊的；审查的结果，随时分批公布，最后编成一本分类的草稿，供各方面参考研究。（二）订定词儿连写的细则，制定同音词的区别法…….（三）集中力量，忍受任何困苦来出版书报。” 12月29日，《语文》第65期发表J.Francis Corta的《论中国拼音文字运动》，文中写到：“从中国拼音文字的历史上看，任何一种标注四声或五声的罗马字拼音方案，都很难促成重要的拼音文字运动。赵元任博士和周辨明博士的学识是了不起的，但是他们的拼音文字方案也无济于事。国语罗马字是已经失败了，其他的标注声调的方案为一般人也都是难学的。声调的区别，只是在有时候便于避免同音字而已。” 1947年2月20日，《香港新文字学会会报》新2号发表千家驹的题字：“新文字是扫除文盲的重要武器，是知识大众化的桥梁。因此，凡愿知识为大众享受的，无不赞成它。只有固执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少数人，才对新文字抱着仇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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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革，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在战争年代，文字改革没有正常开展的可能。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文字改革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在中国*与人民政府的支持和领导下，文字改革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语文政策，文字改革事业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国家设立了专职机构，主管全国的文改工作。
1949年初，国语罗马字的创始人之一黎锦熙给吴玉章写信并当面交换对文字改革的见解。5月，黎锦熙连同北平的华北大学、华北革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语言文字专家向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5月29日，吴玉章、黎锦熙、罗常培、胡愈之、叶圣陶、陆志韦、陈定民、叶丁易等8人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文字改革座谈会。座谈会“认为中国文字必须改革，过去为使人民易于学习，曾有注音字母和制定有拉丁罗马字母拼音，但意见尚未一致，为制定统一的改革方案，还需要再做详细讨论。”会上决定发起组织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1949年7月2日，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大会中有关于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提案一件。要求在全国文协和各地分会中成立拉丁化研究组，从事用拉丁化新文字来创作或翻译的试验。提案人倪海曙，联署的有陈望道、周建人、俞平伯、巴金、胡风、唐弢、陈原、曹靖华、袁水拍、徐迟、梅兰芳、周信芳、阿甲、沈浮、刘开渠、力群、叶浅予等68人。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选出了田汉、司徒美堂、艾思奇、光未然、成仿武、邢公畹、吴玉章、沈钧儒、沈雁冰、李立三、李维汉、李达、李济深、何其芳、邵力子、林伯渠、林汉达、林曦、周扬、胡乔木、胡愈之、胡绳、范文澜、马叙伦、徐特立、陈望道、陈鹤琴、陈嘉庚、陈伯达、倪海曙、乌兰夫、郭沫若、陆定一、陆志伟、黄炎培、张友渔、曹伯韩、彭真、叶圣陶、叶籁士、董必武、杨静仁、黎锦熙、廖承志、潘梓年、钱俊瑞、萨空了、赛福鼎、谢觉哉、聂绀弩、罗常培、魏建功、萧三等78人为理事。10月20日，协会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议，决定把研究拼音文字作为主要任务。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2月，主要工作是组织对拉丁化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研究；协会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了几百种汉语新文字方案。
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前后，以上海为中心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最先恢复活动。1949年9月成立的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由陈望道和倪海曙分别担任正副主席。它是新中国初期推行新文字运动的主力。它于1949年12月10所创办的《新文字周刊》是宣传和推广新文字的主要阵地。此外，各地也纷纷建立新文字研究组织和创办新文字刊物，如天津新文字研究会、厦门新文字研究会、杭州新文字工作者协会以及《新语文》（《光明日报》副刊）、《新文字月刊》、《广州新文字月刊》等。据倪海曙统计，1950年1年全国就有60个县进行了新文字推广活动，有20个县城成立了新文字团体，有6个大学和3 个中学把新文字列为正课，有3个市的电台办了广播讲座，有10多种新文字书籍和20多种新文字刊物出版。1950年2月12日罗常培在《新建设》上发表意见说：“我是赞成‘方案国际化’的。有人假借民族化的招牌，要把‘新’文字变成已经死亡的西夏文或安南的‘字喃’一类的东西，那简直是违背发展的规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制订了新的语文政策，认为实行拼音文字的条件还不成熟，拼音方案也要征求全国更广泛的意见，重新制订，不是沿用拉丁化新文字，并且还提出另造民族形式字母的建议。
1950年7月，教育部邀请在京的语文研究工作者30多人座谈，提出了组织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的建议。1951年8月1日，《人民教育》第4卷第2期发表曹伯韩的《新语文运动中的一些思想问题》。文中认为目前在进行的提倡注意语法修辞、避免滥用简称、整理和简化汉字等还“不属于新语文运动的主流，它的主流在于有根本改革意义的拼音文字运动。文章肯定拼音文字的成功，“可以帮助白话文运动及近年产生的写话运动达到理想的目标”，批驳了“有些人认为汉语是单音节语，同音异义的字太多，用拼音文字来写是行不通的”并论证了语言文字的民族形式的实质 “不是文字的笔画或字母，而是文字所代表的声音和意义”。文章反对“有些人认为我们还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谈不到建立拼音文字，认为我们的工作应该从统一语言着手”，认为“有些人把文字改革看得太容易，以为只要人民政府一纸命令，马上可以改革成功”，“这是没有注意到文字改革的‘一定条件’”，“不知道文字并不是简单的拼音”。“另外有些人把新文字看得太麻烦，认为它每个单词都得死记，人们要记上十万八万的词，才能读书看报，还不如方块字，学了几千字，可以任意配合成词，都能望文生义”，“这简直是大大的曲解或误解”。1951年12月26日，*总理指示，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立一个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1953年8月《中国语文》月刊继续刊登讨论字母问题的来信，其中金刀的来信说：“为着学科学，咱们似乎不能和26个字母绝缘，……既然非用不可，为什么不因利乘便而以此为新拼音字母？”《中国语文》10月号继续发表读者讨论字母问题的来信。其中李文祥是中国拼音文字第一人、清末切音字者卢戆章的朋友，他信中说：“四十年前卢戆章先生创造‘中国新字’拼音的时候，我曾问他为何不使用拉丁字母，他的答复是：因为中国人保守性太大，不愿意随人家。其实他也明知道拉丁字母的好处，只怕当时士大夫不肯表同情。”于本善的来信认为：“各国文字的字母相近，对文化交流有很大的方便。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采用字母这一点上，‘国际化’的原则要比‘民族形式’的原则更有意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了加强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指导，于1953年10月1日在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
1954年10月，*总理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并指示：拼音方案可以采用拉丁化，但是要能标出4声。10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54年12月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吴玉章主任作了报告。他指出：“1955年要发动全国讨论《汉字简化方案》，要继续整理汉字，编订汉字标准字表，还要拟出拼音文字的初步方案，展开群众性的讨论，同时进行广泛的试验。此外，还要研究和推行标准音教学。要解决同音词问题，并规定次的连写规则，试编常用词汇，等等。”
1955年10月 15日至23日，教育部和文改会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吴玉章在开幕式上作了《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为了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使汉字走上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从现在起，需要研究和确定一种妥善的切实可行的拼音方案，需要研究汉语词汇和同音词的区分方法。吴玉章阐述了文字改革的方针：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之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会议代表王茂业介绍了他在苏联学校看到的情况：“苏联小学生在阅读课里是学习《祖国语言》这本书。《祖国语言》第一册（一年级用）这本书里一共有163课。……值得注意的是这163课里边，倒有93课（占60%）不是教科书编者自己编写的，而是各名作家的文选。其中有世界文明的托尔斯泰、莱蒙托夫、普希金、伊林、马雅可夫斯基、米哈伊洛夫等伟大作家的文章和诗篇。反过来看，我们的一年级语文课本里，却一篇选文也没有。……这仅仅是一年级的情况，差别就这么大，要是拿苏联的小学毕业生（苏联小学是四年，我们的小学是六年）互相比较一下的话，他们之间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悬殊是会十分惊人的！……如果我国改用拼音文字，使人民的后代——小孩子很容易、很迅速地学会了文字，而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那该多么好！”会议代表讨论并一致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吴玉章在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决定分步骤实行文字改革，先是整理汉字，并推广普通话，为实行拼音文字准备条件，并检讨了在陕甘宁边区时“没有考虑把新文字和汉字结合起来，使新旧文字对照，便于彼此学习，逐渐过渡到大家爱用新文字。”1955年11月13日，全国最后一个新文字团体——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由于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宣告结束工作。协会发表的告会员书中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以后，我们的文字改革运动已经进入了新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文字改革的拼音化方向完全确定；国家对文字改革工作开始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新的拼音文字方案即将拟订和试行；同时通过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汉语规范化三大当前任务，一个前所未有的、密切结合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语文运动的新阶段就要到来。”
从1955年1月1日开始，《光明日报》首先实行横排，后来全国许多报刊图书也陆续实行横排，到1956年1月1 日，《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也一律改为横排，完成了汉字排写方式的一大改革。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批转了 1955年11月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党组和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情况和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请示报告》。《指示》中说：“这个报告中关于我国文字改革工作的方针，关于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步骤，关于大力推广普通话和积极准备文字拼音化的各项措施的意见，中央认为都是正确的。”1956年1月 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并决定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务院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
从1956年起，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开办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为各省市和高等院校培养普通话工作的骨干和方言调查人才。1956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和《关于拟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1957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各界人士举行了3次座谈会，就文字改革问题征求意见，唐兰、陶坤、陈梦家等少数人反对改革。座谈会畅所欲言，对文改的意义发生了激烈争论，对文字改革的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1958年1月10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报告会，周总理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重要报告，明确、透彻地阐述了当时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1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始讨论综合吸收了威妥玛拼音、国语罗马字和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优点及广大群众研究成果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2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使用注音字母ˉ、′、ˇ、` 四声符号标声调的《汉语拼音方案》，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在青岛讨论少数民族问题和在政协的报告中，*总理要求： “今后各民族创造文字或者改革文字的时候，原则上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且应该在字母的读音和用法上尽量跟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汉语拼音的理论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度，从此，汉语拼音使用什么样字母的问题获得最终解决，而且创造拼音文字、进行文字改革使用什么字母的问题也有了基本的方向。在选用什么字母的拼音方面，拉丁字母终于获得了全国性的法律地位，拉丁化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1958年秋季，周有光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1961年，此一课程讲稿《汉字改革概论》正式出版，成为文字改革理论的经典著作。林汉达编的汉语词典，设计了部分同音词的分化定型，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分化定型同音词的基础。跨越汉语拼音文字这一“最大的难关”，经过多年艰苦的理论探索，终于跃上了新的台阶。
1961年7月22日，按照国务院通知，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和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合并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962年9月6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举行第8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汉字简化方案》修订小组。11月7日，《汉字简化方案》修订小组提出《对〈汉字简化方案〉的修改意见（初稿）》，向社会各方面征求意见。1963年12月，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了收词近6万的《汉语拼音词汇》，此书成为后来汉语拼音应用、汉语拼音正词法研究和汉语拼音文字研究的重要资料。
文革中的1969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全体机关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机构一度被撤消。1972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置了文字改革办公室，1973年7月，*总理在国务院科教组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恢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名称，归国务院科教组管。1975年9月，国务院调整直属机构，明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仍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由教育部代管。
1972 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郭沫若的通信《怎样看待群众中新流行的简化字》，再次提出汉字简化问题。郭沫若的这封通信发表以后，广大职工、学校教师、知识青年纷纷写信表示热烈拥护。1973年3月，《光明日报》《文字改革》专刊发表《积极稳步地进行文字改革》的署名文章，指出：推广普通话，以统一语言；推行拼音字母，以普及拼音知识——这两项工作都是为实现拼音化铺平道路的，我们必须坚定不依地认真做好。*总理在1973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简化字到现在还没有足够。各人有各人的简化体，将来把它统一，还多发展一点，我们才有几百个字。简化体可以增多，简一个偏旁就可以解决了。还有提倡普通话，最近这个时期又比较差。没有普通话，拉丁化就不容易推广。1973年7月6日，《人民日报》开始以整版的篇幅宣传报道文字改革工作。1974年6 月，地图出版社绘制出版了汉语拼音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1975年3月，中国第一次派专家组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地名国际标准化会议第六次地名专家组会议。会议一致统一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1975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报送国务院审阅。根据*的指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对《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进行调整修订，再次在有关部门和地区征求意见， 1977年5月拟出修订稿，正式报国务院审批。
1977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开始编辑内部刊物《文字改革通讯》，1977年11月25日至3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中央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总政治部的代表参加的座谈会，研究讨论了开展《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征求意见和修订工作的有关事项。12月20日，首都和各省市报纸上发表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人民日报》于12月21日开始试用“二简”草案第一表的248个简化字。1978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办的《汉语拼音小报》正式复刊。1978年和1979年，大多数省、市都成立了文字改革领导机构。从“二简”草案发表到1979年1月的这一段时间内，各地、各方面对“二简”草案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还收到各地群众的1万多封来信。从综合各方面反映的情况看，大多数人认为做好汉字简化工作，有益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对“二简”草案第一表较满意；同时也有人认为 “二简”草案工作粗糙，改革步子过大，试用要求过急。1978年7月3日，教育部发出《关于不再使用新简化字的请示》，通知《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以及有关的出版社停止试用新简化字。8月以后，全国的图书、报刊不再试用“二简”草案第一表的简化字。
1978年 12月5日至14日，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汉字编码学术交流会上，代表们提出了对文字改革工作的要求，希望大力推进汉语拼音的研究工作，着重研究解决同音（字）词、四声标调和词儿连写等问题。当月，以分词连写形式表示词汇读音的《现代汉语词典》出版。1979年4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在杭州市联合召开了全国推广普通话工作汇报会。1979年5月6日，在上海市举行了高等院校文字改革教材编写协作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会上成立了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研究会筹备组。1980年，80岁的王力热情而恳切地呼吁：我们不需要等待全国汉民族语言统一然后实现汉字拼音化。那将是遥遥无期。相反地，实行拼音文字以后，可以促使汉民族语言的统一。四个现代化需要汉字拼音化，在这个电子计算机时代，电脑需要拼音文字。我强烈地盼望着：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我国将实现汉字拼音化。1981年7月，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在哈尔滨成立，学会提出了研究开发汉语拼音的用途，扩大汉语拼音的应用以及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研究和实验汉语拼音文字的各种问题的任务，其中包括分词的理论研究和同音词的研究等。学会在10余年间陆续出版了10期《语文现代化》丛刊，围绕研究课题发表了一系列注重学术性、资料性和实验性的文章，成为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其中第4期连载的尹斌庸先生《汉语拼音文字定型化初探》一文，提出了定型范围限定在使用频率高的白话文词汇和定型化的四条原则，确定了2200多个音节书写形式，为汉语拼音文字同音词的分化定型研究提供了卓越的起点。尹斌庸主张用不标声调的400多个汉语拼音音节简化音节形式定型汉语的400多个最常用词根，比如ai（爱）ban（班）ben（本）bian（边）等。然后用500多个变体音节形式定型500多个最常用的词根的同音字，比如bai（百）bay（败）；fei（非）fey（飞）；tao（逃）tau（桃） taw（套）；an（安）am（暗）；dong（东）dung（动）；bi（比）by（必）等。再用符号标调形式定型600多个动词词根，例如bān （搬）、dǎ（打）、gǎo（搞）、lán（拦）、zu（阻）等。最后，用s、x、h分别代表一声、二声和四声加在音节后面和重叠主要元音表示第三声定型 660多个词根。仍有同音字（词根或单音节词）问题的，可以采用第二套字母标调方案来分化定型：音节后边的标调字母一声p，二声t，三声k，四声q。这样，一共分化定型了2200多个音节形式。尹斌庸先生说：“根据我国使用文字的历史和现状来看，放任自流让群众去“创造”拼音文字，等它自然而然地定型，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即是说，拼音文字定型化的实验必须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叶籁士发表文章主张“抓紧进行拼音文字的研究和实验工作”，他指出，盼望有一个机构或者若干专家来拟定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是不现实的”，“汉语拼音文字的建设，应该是通过广大群众实践的一个集体创造过程。”1982年3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决定成立汉语拼音正词法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发布以后，普及的工作开展起来，并且做了各种教学方法的试验。张志公先生从60年代开始有了 “双语双文”和“双文教学”的思想。也就是在汉语拼音的基础上发展一套辅助性的拼音文字。辅助性的拼音文字经过完善化的过程以后，逐渐成为能够独立使用的和汉字并行的第二法定文字。总的说法叫做“一语双文”。（见《张志公语言和语文教育思想研讨论文选集》268页）1982年6月19日，国家标准局批准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报的《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为国家标准。这项标准规定国内出版的中文书刊“在封面，或扉页，或封底，或版权页上加注汉语拼音书名、刊名。”“用汉语拼音拼写书刊名称时，要按词连写。不要按单个汉字注音，也不要把所有的汉字音节连成一串。1982年秋季，黑龙江省在拜泉县、讷河县、佳木斯市的3所小学6个一年级班开始实验“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的基本做法是：入学儿童先集中一段时间教好汉语拼音，要求不用现拼而能直呼音节；在儿童尚未认识足够汉字的时期利用汉语拼音帮助大量阅读；让未掌握足够汉字但口头语言已经达到相当水平的儿童利用汉语拼音帮助写话、作文；在大量读写实践中掌握汉字。“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此后，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许多学校都开展了类似的实验。1982年11 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条款，这立即成为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强大动力。1983 年2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25周年座谈会。胡乔木在会上就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提出了3点意见：第一，要坚持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是经过长期研究讨论，由国家正式制定的惟一方案，已在国内外获得公认地位，不应再走回头路区另起炉灶，那样会造成许多无益的混乱。第二，希望文字改革委员会能尽快把《汉语拼音方案》进一步完善化，在日常应用中规范化。例如拼写要标调，要正词（规定词的区分的统一规则）。否则不但不便使用，而且会使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完善的粗制滥造的方案。第三，希望总结新华社和邮电部在电报中采用《汉语拼音方案》的经验，由文字改革委员会等单位尽快拿出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电报中使用拼音字母的完善方案，妥善而严密地解决标调和区分同音字、同音词等问题。
1984年5月，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小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是我国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实验，对提高小学教育质量和推广普通话等都由重要意义。
1956 以来，教育部、语言研究所、文改会以及各地都举办了多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普通话进修班、推普干部训练班、推普干部学习班、普通话社会骨干学习班等，为推普培养了一批人才，成为语文现代化事业的后备力量。1984年9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语用所的任务包括了研究解决《汉语拼音方案》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并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研究实验汉语拼音文字。文改会在多年汉语词汇整理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和北大合作推出了基于分词连写的拼音CW汉语词语输入法，从此电脑输入法进入语词输入阶段，后来CW的姊妹版智能ABC输入法挂接在微软系统中，成为中国非专业电脑使用者使用最多的输入法。1984年 10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草案）》在《文字改革》杂志上发表了。
198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了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经过充分讨论，大家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文字改革诸项任务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应该提到首位。由于文改会面临的语言文字应用规范的确定和对新字的审定等方面任务增加，有同志建议文改会适应扩大工作范围的情况改名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5年，“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通过并发表，从此“指” 字由过去读三个音统读为zhǐ，“古迹”不再读gǔjī而读gǔjì，“呆板”不再读áibǎn而读dāibǎn，“便秘”不再读biànbì而读 biànmì。1985年12月16日，国务院决定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并做好有关的社会服务工作。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说明工作范围已从进行文字改革扩大到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以及其他有关工作，内容比以前增多了。但从性质上来说，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过去文改会担负的文字改革任务，也是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内容。这些工作仍包括在国家语委的职责范围之内。
1986年1月6日，第二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导生代表国家语委作了报告：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任务，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制订各项有关标准；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并解决实际使用中的有关问题；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参与鉴定和有关成果；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做好社会调查和社会咨询、服务工作。50年代确定的文字改革3项任务——推广简化字、普通话、汉语拼音——有的还没有很好完成，需要继续完成。《现行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注音工具，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汉语拼音方案》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是一个科学实用的方案，我们应该努力推行，而不应另起炉灶；要想用其他的方案来取代，事实上难于办到。继续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客观需要。今后要继续加强汉语拼音教学，逐步扩大《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并研究、解决使用中的实际问题，如汉语拼音的同音字和同音词的区分，汉语拼音正词法的标准，汉语拼音技术应用中的标调法等。刘导生的报告还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几项措施：一是建立、健全工作机构，切实加强领导。省、市、自治区要成立语言文字工作机构。二是培训干部，扩大语言文字工作者队伍。培训工作要层层负责，中央、地方一齐抓。三要加强宣传出版工作。国家语委决定将《文字改革》杂志改名为《语文建设》。四是加强科学研究，开展学术交流。五是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建议在有关法规中列入加强语言文字工作规范的条文。从1986年起，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开始着手对普通话和普通话标准、测试的内容、手段等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并对普通话的推广工作和测试工作进行科学的管理。各省市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逐步展开。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同意了国家语委“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在批转给各地的通知中指出：“1977年12月20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停止使用。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该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当前社会上滥用繁体字，乱用简化字，随便写错别字，这种用字混乱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国务院责成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尽快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各方面用字管理办法，逐步消除社会用字混乱的不正常现象。”1987年4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规定”，要求电影、电视剧的片名，电影、电视剧片头的制作单位名、字幕、演职员表，以及电影、电视广告，使用文字要合乎规范，不应使用已经简化了的繁体字、被淘汰了的异体字和不规范的简化字。1987年4月10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商业部、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发布了“关于企业、商店的牌匾、商业包装、广告等正确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若干规定”，要求企业、商店的牌匾、商品包装、广告用字必须合乎规范。
1988年7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公布施行，1996年，作为国家标准（GB/T16159）公布。正词法的诞生，使汉语拼音具备了相当完备的文字性。扩大汉语拼音的应用范围、发展汉语拼音文字又取得了一次里程碑式的进展。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语委出版的《汉语拼音报》、《文字改革》杂志和上海市文字改革委员会主办的《汉语拼音小报》以及山西运城地区教育局主办的《小学生拼音报》、黑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提前读写报》、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编辑的《语文现代化》丛书、美国出版的纯拼音刊物《新唐》、北京市语文现代化研究会编辑的《文改之声》、美洲中国文字改革促进会编辑的《语文与信息》等报刊进行了大量汉语拼音的拼写实验，并对汉语拼音文字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很多探讨。1987年，《关于地名用字的若干规定》、《关于广播、电影、电视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规定》、《关于企业、商店的牌匾、商品包装、广告等正确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若干规定》发布。1987年6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举行了“汉语拼音学术讨论会”。在此次会上，倪海曙先生提出《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今后主要应该用来拼写和学习普通话，不要仅仅限于给汉字注音。1987年12月，倪海曙编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出版，总结了我国提倡中文拼音化90年来的曲折发展路程中的经验和教训。1988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了主要收集1987年“汉语拼音学术讨论会”论文的《汉语拼音论文选》，其中有些学者探讨了汉语拼音同音词和制定汉语拼音正词法规则等问题，王均、詹伯慧、奚博先、刘涌泉等学者提出了扩大《汉语拼音方案》应用范围的意见，倪海曙提出“《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今后主要应该用来拼写和学习普通话，不要仅仅限于给汉字注音”。1989年，周有光先生在《语文建设》第5期发表纪念王力先生的文章说：“今天，多数人对‘拼音文字’的看法是，与其有名而无实，不如无名而有实。”文字改革运动着力推动普通话的推广，扩大汉语拼音的应用并使之成为语文法条文。1990年开始，国家语委与新闻出版署着手制订《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1991年，国家语委文字应用管理司开始筹建大型现代汉语语料库。 1991年1月26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汉字简化方案》公布35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在讲话中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工作，都要和国家语委协调一致。不能分散决策，各行其是。不能对语言文字政策发表一些非统一性的意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要健全语文工作机构，理顺管理体制。”“必须肯定，我们制订和推行《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和推广普通话的方针是正确的，原则和方法也是正确的。在40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事实充分证明语言文字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普及教育、提高文化、发展科学技术事业，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国家民族的团结统一、兴旺发达，起了积极的作用。”李铁映说：“要坚持40年来语言文字工作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要稳定人心、稳定政策。要使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都认识到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要坚持下去。……学术界的一些争论，由学术界慢慢去研究，但是不能超出学术研究的范围直接否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不能干扰方针政策的执行。”“要推广语言文字的各项标准，推广语言文字工作各方面的成果。……推广我们已经确定下来的语言文字的方案和标准，是今后的一个重点任务。”“乱用繁体字、乱造简体字、乱写错别字，这是文化素质低的不文明行为。我看这‘三乱’就要整顿。整顿语言文字混乱状态，国家语委要和各个部门写作，制订和发布一些条例，加以监督、执行，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三乱’现象，是在文化上毒害人民群众的做法，会造成文化上、思想上的混乱，引起人们对我们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的怀疑，甚至影响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因此整顿是非常必要的。”1992年1月 25日，国家语委文字应用管理司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电视系列片《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批评此片否定文字改革成果，许多结论和提法是不科学、不符合事实的，后来此片不再上映。1992年5月9日，北京市语言学会语文现代化研究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语文现代化运动100周年纪念会，纪念卢戆章发表第一个中国人自己设计的拼音文字《一目了然初阶》100周年，北京市语言学会会长张志公、副会长徐仲华以及郑林曦、夏青、曾世英、王均、尹斌庸、胡澄等在会上发言表示要努力推动中国的语文现代化事业。1992年3月，周有光探讨文字和拼音等问题的新著《新语文的建设》出版，此书介绍了国际新语文运动和中国语文的发展。作者认为：二次大战以来的新兴国家的语文发展趋势是“罗马化和英语化”，这也是今天全世界语文发展的总趋势。当年7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从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出版。1992年11月《中国语文纵横谈》出版，周有光在书中纵谈中国的语言、文字并详解汉语拼音的方方面面，提供了解中国语文问题不可多得的资料。1993年4月，北京市语文现代化研究会编辑的《文改之声》发表郑林曦先生的《文字改革二题》，驳斥了反对汉语拼音和简化字的谬论。
1994 年10月18日，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京成立，吕叔湘、周有光担任名誉会长，张志公为会长，王均为常务副会长，刘连元、石云程、吴积才、邢福义、许宝华、詹伯慧、张静为副会长，聘请热心语文现代化的知名人士胡绳、罗竹风、季羡林、马大猷、陈力为、柳斌、陈原、许嘉璐等31人为顾问。学会的任务是贯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积极推广普通话，促进现代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进一步完善《汉语拼音方案》并扩大它的应用范围，充分发挥它多功能的作用。在学会成立大会上，冯志伟先生提出在计算机通讯中实行汉字和汉语拼音文字“文字双轨制”的设想，刘涌泉先生指出：“使汉语拼音逐步成为辅助性文字，这是符合我国各族人民当前和长远利益的。”刘泽先先生在庆祝周有光90诞辰的文章中说：“周老精辟地指出，语文现代化是当今的国际新浪潮，也就是国际拉丁化的新浪潮。我国文字改革的核心是文字拼音化，是在汉字不便应用的一切场合充分利用汉语拼音，使汉语拼音补汉字的不足，代行汉字所不能，使中文成为双轨制，让汉语拼音跟汉字并用，各尽所长。”学会自成立以来，每两年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每次会议都围绕文字改革问题进行了很多探讨，目前学会以各次学术会议论文为主要内容已经出版了5辑《语文现代化论丛》。
1995年5月27日，挂靠定州市教委的定州市语言现代化研究会在定州市市委、东建阳村党支部及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正式成立了，文改工作的火焰在基层燃烧着。
1995年6月19日，国家语委、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和北京市语言学会联合为周有光举办了90大寿祝寿学术座谈会，语委主任许嘉璐总结了归纳了周有光先生几十年来对中国语文现代化事业的巨大贡献。
1995 年10月16日，国家语委党组会议召开，通过了《国家语委党组会议纪要》，明确指出“中国语文现代化包括四项任务：继续推广普通话，坚持汉字规范化管理和继续整理简化汉字，继续汉语拼音的完善与发展和中文信息处理管理工作。”党组书记林炎志指出：其实汉字和汉语拼音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实现规范汉字和汉语拼音“一语双文”。 1995年11月3日，国家语委召开全委干部动员大会。国家语委党组书记林炎志同志首先宣读了《国家语委党组会议纪要》。大会根据党组会议纪要的精神，动员语委全体工作同志立即行动起来，高举语文现代化的旗帜，贯彻落实《纪要》中提出的四项任务，特别是“继续整理和简化汉字”与“完善和发展汉语拼音”两项任务。林炎志同志强调说，这两项任务的提出，根据是非常充足的，就是为了三个需要：一、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二、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三、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需要。此外，还有一个派生的需要，就是和国际信息化进程接轨。这三个需要，是这次党组会议《纪要》总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工作的“上帝”。我们国家的经济文化还处在比较落后的状态，而这种落后，有一部分也反映在我们的语言文字上，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发展和改革。林炎志同志分析了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严峻形势。他指出，社会上有一些人，利用报纸刊物等舆论阵地，肆无忌惮地歪曲和攻击国家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在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繁体字的泛滥和方言优越论的抬头，与此不无关系。这种情况给各级语委的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和阻力。语言文字这个领域，现在成了争论最多、情况最复杂的一个领域。许多伪科学的东西充斥其间。比如说有人提出，汉字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科学体系，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汉字的发展是“内因决定”论。这个说法隐含着汉字的发展可以排斥社会需求的各种因素，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大家知道的汉字发展史中的“隶变”，能说是由于它自身发展的原因吗？我们的干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多动动脑筋，不要人云亦云，受骗上当。林炎志同志向大家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语委主编的《语言文字工作百题》，一本是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主编的《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他说，在这两本书里，专家们回答了很多语言文字的基本问题，也驳斥了很多这种伪科学的“理论”。林炎志同志特别强调了在语言文字领域里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他说，有人认为，语言文字问题可以让学者们去争论，党和政府不要管。也有人说，行政力量是一种“超学术力量”，有了行政力量的参与，就会歪曲、干扰学术研究。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如果我们不利用“超学术”的行政力量，别人就会利用“超学术”的其他力量。……有些好心的同志劝我们说，这个问题很敏感，争论很大，只要站在幕后就行了。不行！*是执政党，老藏在幕后就成了地下党了。我们现在不能光考虑执行政策，还要考虑方针。方针是指明方向的，是引导我们向前走的。领导机关首先要注意方向性。林炎志还论述了在改革问题上“需要”和“可行性”的关系问题。他说，有的同志过分强调了“可行性”，没有看到“需要”是当前最大的问题。在“需要”和“可行性”的矛盾对立统一中，“需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尤其是在工作的起步阶段，更是如此。有的同志把“可行性”放在第一位，还没有开始干呢，就说不行了。那么，要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些需要也就无从谈起了。林炎志同志强调，要把政府、专家、群众这三支力量组织在一起，才能有所成就。
由于电脑汉字打印技术的发展，使打印各种字形容易起来了，受到进入内地的港台影视字幕及其他出版物的影响，社会上突破印刷字形规范标准制作标牌、广告使用繁体字的现象一时泛滥成灾，走在内地街头恍若到了香港、台湾，报纸上的广告也一时争相以用繁体字为荣。某些过去的文改人士在港台繁体字进入内地的大潮下也转轨加入否认汉字难学、难记、难写的队伍，并且对繁体字大加推崇，提出“识繁写简”的口号，主张恢复繁体字的“正体字”地位，大有彻底否定文改成果之势。这种“汉字优越论”混淆语言与文字的区别，主张“扭断语法的脖子”，反对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攻击国家的语文政策，遭到了语言学界的****。1991年北京市语文现代化研究会编辑了《现代汉字论丛》，其中有些文章对社会用字混乱现象进行了批评。1992年，收集近十年来从不同角度研究和讨论汉语汉字并批驳某些语言文字方面错误观点的学术论文集《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出版了，编者是尹斌庸、苏培成。郑林曦的论文呼吁：我们不能听任少数人专给汉字唱赞歌而阻挠文字改革，必须挺身战斗。1995年王均、颜逸明、苏培成、盛玉麒主编的《语文现代化论丛》一书中，发表了刘涌泉先生《21世纪将是汉语拼音充分发挥威力的时代》及其他与语文现代化有关的文章，刘涌泉在文章中强调：“要搞好中文现代化，除了在电脑领域推广以汉语拼音为主的双轨制外，还应该在其他方面不断扩大汉语拼音的应用范围，使汉语拼音逐步成为辅助性文字。”这一年，苏培成、尹斌庸还编选了一本针对社会用字混乱现象和错误观念的《现代汉字规范化问题》。
1996 年，王均、颜逸明、苏培成主编的《语文现代化论丛》第二辑出版，刊登了国家语委党组书记林炎志同志1995年11月3日在国家语委全体会议上就《纪要》发表的讲话《高举语文现代化的旗帜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汉字和汉语拼音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实行规范汉字和汉语拼音‘一语双文’。”“伪科学的存在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可以帮助真正科学的发展。所以我们对于伪科学方面要重视，同时也要进行批评，最后让真正的科学战胜伪科学。今后我们应该把这项事业列入行政工作进程，应该有目标、有计划、有阶段性、有人员落实、有经费保证，厚积薄发，水到渠成，完成我们的使命。”
1997年，王均、颜逸明、苏培成编辑中国语文现代化 学会第二次学术会议的论文专辑《语文现代化论丛》第三辑出版，王均在论文《语文现代化与双语双文制》中指出：“繁体字与简化字的正统地位之争实际上是进步力量和保守势力在语言计划领域力持续百年之久的斗争的继续。”尹斌庸在《关于“双文制”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说：“实际上，1986年提出的新时期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并不是建国后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的否定，而是这个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新的方针政策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常常被人们忽略，就是‘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怎样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呢？根据现代化生活的需要，把汉语拼音发展成为一种辅助文字（将来还可能成为并行文字），与汉字相辅相成，这就是‘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不然，‘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岂不是一句空话？所以，实行双文制是完全符合现行的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的。”2002年苏培成、颜逸明、尹斌庸以2000年10月在厦门召开的“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四次学术研讨会”和11月在山东济南举行的“信息网络时代中日韩语文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为主，编辑出版了《语文现代化论文集》。王均先生在《开拓语文现代化的新局面》一文中指出：我国的语文运动从来都是在改革与守旧不断的斗争中曲折前进的，任凭守旧派多么顽固，都挡不住历史全件的步伐。美洲中国文字改革促进会吴文超认为：分词连写的字母化中文将能够在信息告诉公路上通行无阻，与各国的拼音文字并驾齐驱。陈炜湛教授论证了汉字简化始于甲骨文，重申“从古文字中得不出文字不能改革的结论，也得不出文字毋须改革的结论，而是恰恰相反。”
1996年，徐德江以受到点名批评损害了名誉为由，到法院状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伍铁平侵害名誉权。 1996年3月，为了声讨语言学界的伪科学，声援北京师范大学伍铁平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举行座谈会，并发表《语言学界声讨伪科学特辑》，吕叔湘、周有光、张志公、徐世荣、王均、仲哲明、陈章太、李行健、江蓝生、刘涌泉、唐作藩、叶蜚声、郭锡良、陆俭明、徐通锵、苏培成、尹斌庸、王宁、王宗伯等近150名语文工作者签名呼吁对伪科学进行揭露和批评，此案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徐德江的要求。
这一时期，很多学者呼吁尽快进行文字立法，规范语言文字的使用。进入21世纪，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中文论坛和汉语拼音爱好者主办的汉语拼音文字论坛上，对文改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努力推动进行分化定型同音词研究的文改积极分子提出对汉语拼音文字的同音词，以常用词不标调、部分次常用词用声调符号标调的方法定型2000个汉字（单音节词或词素），其他非常用词再以重叠字母、字母标调及异拼等手段来分化定型，实现汉字与拼音文字词汇的一一对应。汉语拼音文字同音词分化定型问题的接近于最终解决，使汉语拼音文字的研究终于跨越了一个最大的理论难关。如今汉语拼音文字的研究基本上已经克服了同音词未定型而存在可能的词义混淆的困扰，在技术上就彻底否定了汉语拼音文字不能成立的观点。汉语汉语拼音文字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急切地期待着能够早日面世。
1997年7 月，语文出版社出版了费锦昌主编的《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1月出版了《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一书，对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中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有些省也出版了根据各省情况编辑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文件资料和推普工作研究文集。语用所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中心举办了多期普通话培训工作。2003年为止，中国 语文现代化学会为配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城市语言文字评估工作举办了若干期语言文字工作干部培训班。1998年，语文出版社出版了李行健主编的，以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为主要目的，标注了词性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1999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有分词连写的拼音注释字义的《新华字典汉语拼音版》。
2000 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词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城市公共场所的设施和招牌、广告用字违反本法第二章有关规定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警告，并督促其限期改正”，“违反本法规定，干涉他人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
2001年12月由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与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的“语文现代化与汉语拼音方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会议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汉语拼音教学、汉语拼音文字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王均先生在会上痛斥了反对汉语拼音、攻击国家语文政策的种种谬论，希望加强对《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宣传。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语用所所长李宇明总结了中国当前语言文字工作主要的五大任务：一、大力推广普通话；二、实现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扩大汉语拼音的适用范围；四、加速语言文字的信息化过程；五、科学处理各领域中语言文字应用的问题。李宇明说：《汉语拼音方案》虽然不是文字方案，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拼写工具。目前汉语拼音在拼写汉语方面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大小写问题、词语连写问题、标调问题、同音词分化问题等，应当积极研究。胡明扬教授发言认为：汉语采用拼音文字的问题现在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关键不在广大群众的落后保守或不了解拼音文字的优越性，而在于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一种文字方案还有不少不足之处，还不是一个可行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还需要研究，还需要改进。美洲中国文字改革促进会吴文超介绍了自己设计的字母标调分化定型同音词并可以使其单码与一万汉字一一对应的“电拼”输入法，并肯定了拼音化道路。吴文超主张：“电拼仅定形常用同音词，而不常用的或由于词性而不易被误解的同音词，尤其是多音节词，则保留基本拼音形式。”吴文超字母标调采取改换或增加字母的办法，例如jin进，jinn近。绕口令如“妈妈卖马，马慢，妈妈骂马”的电拼写法是mama mai maa, maa man, mama max maa。“又有油，又有盐”的电拼是:“yiu you youc, yiu you yanc”。其字母标调法第一声在音节末尾加b，第二声加r或c，第三声重叠元音或加v，第四声加h或x的设计思路可以看出有林语堂简化国罗方案的影响。吴文超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将电拼定型灌入输入法软件发行，尝试从输入法入手推广汉语拼音文字的定型。陆俭明和苏培成主编了会议论文集《语文现代化和汉语拼音方案》。2002年，4卷本的《周有光语文论集》出版。2002年3月1日，在积极推动语文现代化事业的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80诞辰之际，首都语言学界举行了“王均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王均先生在会上强调坚决反对复古倒退。会后编辑出版了庆贺王均先生80诞辰语言学论文集《清风明月80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在序言里赞扬了王均先生对“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大力支持和对语言学界伪学术的义正词严、从不留情。2002年6月26日，语委主办、语用所主管的中国语言文字网站正式开通，语言文字界的信息流通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2000年6月，苏培成、颜逸明、尹斌庸主编的《语文现代化论丛》第四辑出版，此书主要收集了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三次学术会议的论文，其中昆明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的孟新民强调“信息时代呼唤拼音汉字”，在美国的敖小平认为“要让中文真正现代化，单有改良的汉字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套与之配合使用的罗马拼音文字”，并论证了罗马拼音是中文国际化的需要。2002年7 月，第一部以分词连写形式排版汉字的著作《语言理论》出版，主编者为彭泽润、李葆嘉，在其中论述双文体制的一节写到：在汉语表音文字没有出现的情况下，现在已经普遍使用的汉语拼音作为文字的助手，也在一定程度上跟汉字构成了双文体制。2002年10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开封举行第五次学术会议，苏培成主编的《语文现代化论丛》第五辑以收集此次学术会议的论文为主，于2003年10月出版，此书收集了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实施和信息网络、汉语拼音、普通话、语文评论等方面的论文。王开扬、马庆株的论文深刻地阐明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语文现代化的关系。在新世纪，民间对拼音文字的呼声仍然此起彼伏。北京一个抗日时期老干部到国家语委宣传自己的新文字方案。山西夏县禹王乡秦家埝村的秦星太给教育部写信，大声疾呼：“设计汉语拼音文字，实现汉字体制的根本变革，是造福中华、造福人类、造福科学的伟大工程”，并呕心沥血写出了包括数千汉字的《汉字表义分类编码·形声拼音文字输入法》。天津的鲁义推出拉丁化的天码三拼文字。北京娃抓电脑技术有限公司李丹在东大桥小学进行他提出的“三一代码”教学实验，并将立足于这种新文字的输入法“汉语指令电脑” 上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于2001年4月5日收到回函，回函中建议：“试行中国电脑语言3-1代码创新工程”。
2003年11月28 日，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部、国家语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45周年座谈会，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袁贵仁强调“《汉语拼音方案》是自19世纪末起由文化先贤奋力推进的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中国*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文字改革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深入进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研究，逐步完善《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进一步加强汉语拼音教学，并不断扩大《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和纠正应用中的不规范现象，是教育部门和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的责任，也是语言学界和语文工作者的责任。”
为配合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45周年座谈会，语文出版社出版了与《汉语拼音方案》有关的学术论文和文件选编的文集《信息网络时代的汉语拼音》。刘涌泉的论文认为汉语拼音正在发展成为一种辅助性文字，他对汉语拼音分词连写的正词法的推广不力表示不满。苏培成先生呼吁尽快地研究拼音词汇的定型化，完善汉语拼音正词法。朱春敬提出研究解决拼音拼写汉语同音词区别的问题是当务之急。座谈会之后，围绕《汉语拼音方案》，继续举行了两天的学术讨论会，会上，与会学者集体发出《继续推动汉语拼音》的倡议书，倡议：
1． 社会各界，特别是与汉语拼音的推行和应用关系密切的行业和部门，要认真学习会议文件，深入领会各位领导同志讲话精神，努力做好新世纪汉语拼音的推行工作，扩大汉语拼音的应用范围并正确遵守拼音规范。
2． 小学要加强汉语拼音教学，逐步引导学生学会直呼音节。通过汉语拼音学习普通话、通过汉语拼音输入法掌握使用电脑的技能，应当成为各级学校的努力方向。
3． 出版界要积极出版拼音教材和拼音读物，要遵守汉语拼音正词法的有关规定，带头实行分词连写。
4． 学术界要加强汉语拼音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就解决汉语拼音应用中的各种实际问题提出建议，制订、完善汉语拼音应用中的各项规范、标准。
5． 加强媒体语言、广播电视语言中汉语拼音的应用研究。《人民日报》等报纸恢复用汉语拼音注音的难字注音。
2004年10月22号，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六次学术会议和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山东泰安召开，教育部语用司杨光司长号召大家：让我们团结起来、振奋起来、活跃起来，为语文现代化事业和祖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民族复兴的宏图大业贡献我们应有的新的力量。
这次会议总结了10年来学会取得的成绩，成立了汉语拼音应用研究专业委员会的筹备会。语文现代化事业向扩大汉语拼音应用的研究深入发展下去。
本文资料主要取自：
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和倪海曙编《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
其他参考书目：
《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11）
《语文现代化4》（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筹备组编辑，语文出版社，1980.12）
《语文现代化5》（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编辑，语文出版社，1981.10）
《语文现代化8》（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编辑，知识出版社，1985.6）
《“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报告——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成功经验》（李楠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8）
《汉语拼音论文选》（文字改革出版社，1988.11）
《现代汉字论丛》（王宗伯、李大魁、胡双宝主编，1991.10）
《新语文的建设》（周有光著，语文出版社，1992.3）
《中国语文纵横谈》（周有光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11）
《张志公语言和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论文选集》（语文出版社，1993.7）
《中国语言学年鉴（1992）》（语文出版社，1993.7）
《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尹斌庸、苏培成选编，华语教学出版社，1994）
《现代汉字规范化问题》（苏培成、尹斌庸编选，语文出版社，1995.4）
《语文现代化论丛》（王均、颜逸明、苏培成、盛玉麒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10）
《语文现代化概论》（张育泉编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1）
《语文现代化论丛第二辑》（王均、颜逸明、苏培成主编，语文出版社，1996.9）
《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费锦昌主编，语文出版社，1997.7）
《语文现代化论丛第三辑》（王均、颜逸明、苏培成主编，语文出版社，1997.10）
《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戴梅芳主编，语文出版社，1997.11）
《语文现代化论丛第四辑》（苏培成、颜逸明、尹斌庸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6）
《周有光语文论集（1-4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1）
《普通话水平测试文件资料选编》（湖南省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编，2002.3）
《“中国语文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湖南省调查研究文集》（湖南省“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办公室、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3）
《语言理论》（彭泽润、李葆嘉主编，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7）
《清风明月八十秋——庆贺王均先生八十诞辰语言学论文集》（曹澄方、苏培成、孙宏开、刘照雄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8）
《语文现代化论文集》（苏培成、颜逸明、尹斌庸编，商务印书馆，2002.10）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45周年纪念文集——信息网络时代的汉语拼音》（苏培成主编，语文出版社，2003.10）
《语文现代化论丛第五辑》（苏培成主编，语文出版社，2003.10）
《语文现代化和汉语拼音》（陆俭明、苏培成主编，语文出版社，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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