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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冠连 一、“死套”与“化入-创生” 笔者曾在拙著《汉语文化语用学》(1997)的序言中,引用过如重锤时时敲在心头的三位先生的话: 吕叔湘:“介绍的目的是借鉴,是促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陈平1991)此外吕先生还“一直为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不相往来、‘两张皮’的现象深为忧虑”。(沈家煊1996) 王宗炎:“中国的学者不研究中国问题、汉语问题,拿不出本土的材料来,很难说完成了自己的任务。”(1994) 许国璋:“语言学界的学术活动,大体分两类:中文系学人以音韵、训诂、方言、汉语语法的研究为主;外文系学人以介绍、解释国外诸语言学派的论点为主。两者未见汇合。”此外“他欢迎引进,但不欢迎照搬;欢迎借鉴外国资料,更欢迎开发本国资源;……”(刘润清1995)
现在,两张皮仍然是各自分开的两张皮。“两张皮”仅是对外语界与汉语界不相往来现状的描写。还有比“两张皮”更严重的问题,即“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以及“拿不出本土的材料来,很难说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的问题。本文的立意就在讨论这两件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外语学者的一个历史重任。一谈国外语言学引进汉语,马上就会有“死套”与“化入-创生”的对立。所谓“死套”,即用英语的语言文化观念或者语法模式套汉语,套不进也要套,套不全也要套,套不舒服也要套。所谓“化入-创生”(即先化入后创生或边化入边创生),就是借鉴外国的语言文化观念或者语法模式,观察研究汉语,从汉语的实际出发,创化出符合汉语实际的理论与模式。显然,这是两种对立的引进方法。而且这个对立状态直到现在还拖累着我们。不然,上面三位先生不会在不久之前也仍有那样的感喟。 清代的马建忠先生想给汉语找出一份完整的法则,借鉴拉丁语、英语等西方语言的法则来对应汉语,总算开了一个头,其功不可没。但“以外对应汉”却不是一个好章程,从此成了一直没卸下的重负。此后不断有人补充修订,“但无论‘以英鉴汉’,还是‘以汉补英’,总都没离开《马氏文通》学说的主干轨道。”(启功1997) 启功先生对汉语的研究,却可以作为“化入-创生”方法的最近的一个例子,虽然这一例子并未说明我国语言学界已结束了“两张皮”与“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的状态。启功研究的可贵之处是,坚持了从实际出发这一天下最好说而又最难实施的办法,涉足于过去研究者较少涉足的领域,不囿成说,时出新见。探讨的对象虽偏重于古代汉语(诗、词、曲、子弟书、骈文和文言文)而提出的问题、涉及的原则与现代汉语的研究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的这一研究成果,集中于《汉语现象论丛》(启功1997)。 启功先生对“葛郎玛”(按指grammer,他用这个词专门代替“《马氏文通》及其流派”或者“借鉴英语语法研究汉语的学说及其流派”)的态度,对汉语语法的发现,不待言,对于我们汉语界,尤其是英语界,是有重大意义的。第一,将国外语言理论引进汉语时,以英套汉不行,汉语自有规律,不能强华就英(根据“强华就梵”而推论之)。核心的问题是:汉语自有规律,引进不能死套。第二,关于语法,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有它的特定规律,如句中上罩下,句际有开合等等。规律是其内在的,而不是外加的或套上的。 但以总体而力,我们的引进,走的弯路太多,效率不高。不走弯路的引进,效率高的引进,必须是化入的,创造的,总之必须是创化的,如现在的启功和此之前的赵元任、吕叔湘等等先生那样。 那么,引进效率不高与两界形成“两张皮”造成了什么后果?虽然有“一张皮”(中文系学人的)音韵、训诂、方言、汉语语法方面的辉煌成就,有另“一张皮”(外文系学人的)介绍、解释国外语言学的丰硕成绩,但我们拿不出具有向国外语言学挑战实力的、有学派意义的语言学成果,拿不出有汉语特色的现代语言学分支学科成果,毕竟是一个重大缺陷。 二、引进效率不高与“两张皮”的原因 引进效率为什么不高?为什么走了那么多的弯路?不敢实事求是,是首要的原因。上面说过,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是天下最好说而又最难实施的办法和最难恪守的科学态度。此说毫不过分。且不说在司法和政治活动中,坚持实事求是是要冒风险,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就说科研活动吧,稽查历史,从事实出发也还要受火刑哩。这样看来,从事实出发还真地存在着一个敢不敢的问题。即使无丢命之虞,也存在着愿不愿的问题。何以如此?从先验出发,从已有的结论出发,可以不动脑筋更不必说绞尽脑汁,可以不费心力,可以偷懒地颟顸对号,乱点“鸳鸯谱”,而从事实出发却要另辟新路,自费心力重新搭建框架。科学上创造有成固然令人向往,但荜路蓝缕却总是苦差事。启功先生就不怕吃这个苦。比如他指出“句中上罩下,句际有开合”,只说前一半吧,这得查多少句子,看多少古文,比较多少诗、词、曲,才敢这样下结论。可是他在著作中也只是举出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少数几个例子。而且吃了苦别人还不一定买帐,不一定掌声响起来。正如他自己所说,“自1980年发表第一篇以后,至今整整十年了,未见到发表出来的反响……”(前言)因为读者有一个接受过程。音乐一响,屁股一扭,喉咙一放开,就跟着有喝采之声,那是玩儿,不是科学研究。咱要实事求是吗?咱就得受点儿冷落。 有贾桂心态,可能是第二个原因。在外国人面前不敢抬头,不敢说的他No,也不敢说自己的Yes,永远搬进(“搬进”和“引进”是不同的),永远编译,永远紧跟。这种心态之下,如何会有自己的理论创造,如何会有化入与创生?更奇怪的是,凡是理论都得和外国人的对得上号,对不上号的就不是正宗,中国人的东西对不对要靠外国人说话,要仰仗外国人的鼻息。如此瞧不起自己,谈什么求是求真?与贾桂心态相反的健康心态又如何呢?且看启功先生。对外国的东西,他的态度,一是敢发疑问。他问:“‘葛朗玛’是否为分析汉语语言规律唯一可用的法则?没学过‘葛朗玛’的人是怎么读懂文言文的?”二是大胆设想。他说:“这时古典文学中的语言问题,愈积愈多,葛郎玛书中找不出答案,而自己的大胆设想也愈多起来。”三是走自己的路。“一气呵成地写了约一万字的稿子,题为《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随着就抛出去了。”四是敢负责任。“第二篇题为《有关文言文中的一些现象、困难和设想》,投出底稿以后,编辑先生拿来找我,说是商量几处问题。翻开一看,从头到尾,凡与葛朗玛不符合处,都被改得符合了。这比敲棒还厉害,简直是更换头骨,岂止是天灵盖!经我表示‘文责自负’后,才照未改本发表了。从这小事,也可看到葛朗玛之深入人心,沦肌浃髓的程度。”面对沦肌浃髓的葛朗玛,敢不敢坚持汉语的本相,这是敢不敢创新的关键了。论文作者敢还不行,还得编辑大人敢。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创造之难。启功先生这样的大手笔作者的创造,编辑都不让,无名小辈的“离经叛道”被斥为“花样翻新,胡说八道”就更自然了。五是再思。“思考语言的种种问题,真像浩劫中流行的一句话,‘老鼠生儿打地洞’,愈挖愈深。”一直思考到“词的切分是输入电脑的先决条件”。再思是科学态度。在这里,启功先生以此科学态度一下子就将自己与那种撇开事实、不要根据的踵事憎华之类的玄说区别开来了。六是要有理论勇气。他说:“我从小时起就没有算学细胞,科学头脑,现在在这本杂乱的论文集中的第三篇末竟自妄谈起电脑翻译的问题,岂不十分不自量吗!但老鼠挖洞挖到这里,是个树根,是个石块,也都管不了了。”(前言)这六条好象一条也不能少。我们姑且叫它为启功模式。所谓启功模式,是指母语为汉语的学者对国外语言学在汉语中的创化的心态、方式与思路。我想,这个模式马建忠先生的在天之灵是会同意的。笔者对启功模式的六点概括,自知远非灵心妙悟,若有穿凿附会之处,等着批评好了。 说到这里,我得赶紧申明:对启功先生的探索,我也还未想清楚,也还在存疑问,顺着他的思路,我还在调查。因此,不存在着吹捧之嫌。因为,抱着大人物说了算,小人物来捧场的态度,仍然是贾桂心态的一种变体。这里所概括的启功模式,是一种治学心态,求是的思路,而不涉及到某一个学术结论。思路比学术结论更重要,更可贵。 那么,为什么外语界与中文界学人各干各的一套?如果咱们不做隔靴搔痒的官样文章,把自己摆进去,说真话,那便是:相当多的汉语界学者不能直接读通外语文献,外语界学者的大多数不幸的是,文本作者也包括在这个“大多数”之中汉语水平不高,两界的共同的问题是解放思想不够,理论勇气不够。 先说第一个问题,相当多的汉语界学者不能直接读通外语文献,对国外新的理论经过转手诠释上手,一是上手迟,迟上三年五载甚至十年八年也不是稀罕事儿,二是不甚理解术语,搞不通术语也就等于不理解学术精华,因而反映迟钝,视觉偏狭,这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有汉语实践的学者,却没有及时的直接的国外语言理论框架的借用,因而视野狭小,即使在汉语这块宝贵的语料上打滚,也难有大的理论创见。因为一个人能发现什么,往往取决于他头脑里有什么样的理论框架。由于不通外界,消息闭塞,就发生了沈家煊所说的那样的结果:“关门来搞自己的一套,造成重复低效劳动”(1996)。最终结果是不能产生向国外语言学挑战的自己的学派,也迟迟拿不出中国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语言学的独创性理论。近代以来的中国语言学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只搞汉语研究,不能直接吸收国外先进语言学理论的人,却对语言学理论作出了真正有价值的贡献?没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在这个问题上,正面经验是,有成就的老一辈语言学家,如赵元任、王力、吕叔湘诸位先生,哪一位不是有了精到的外语从而能借鉴和运用国外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再加上有了母语汉语的深厚功底,从而对语言学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的?又比如说,现在的外语水平高的汉语界年轻博士,其研究势头就是比汉语界里“一条腿”的学人强得多。只要尊重事实,这都是可以看到的现象。 原因之二,外语界学者的大多数汉语水平不高。涉及理论时,一般水平的作者的工作就是编译、简述、简介,水平高的是综述与评论。但总体上脱不了介绍与解释。汉语水平不高的外语系大多数学人,虽说能直接借用国外语言理论,由于没有过硬的母语功底,读不了艰深的汉语文献,进不了汉语专业领域(如音韵、训诂、方言、汉语语法),也难以有大的理论发现。有时洋货加上一两个汉语例子,不是将国外理论“化入”汉语实际,然后再“化出”自己的有创见的理论来,而是将两者勉强贴附。正因为汉语水平不高,外语界学人不敢深入问津汉语,怕汉语界的学者挑书中汉语的毛病(这个问题下面还要展开一谈)。于是,外语界多数学人就只好老是介绍、解释外国理论了。这虽然也是一种贡献,但终归不是“具有向国外语言学挑战实力的、有学派意义的语言学成果”,终归不是“有汉语特色的现代语言学分支学科成果”。 原因之三,两界共同的问题恐怕是,解放思想不够,理论勇气不够。这一点与上面所说国外语言理论不能正确化入汉语的原因是一回事。这里再补充一些情况,以便向铭心浃髓地认识这一问题前进一步。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便是“患了贾桂病,在外国人面前挺不起腰来”,他说:“多年来,我就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国际学术之林中,中国学者的声音几乎一点都听不到……原因何在呢?要找原因,并不困难,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专就语言学而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差不多,我现在先置而不谈有个别学者患了明显的‘贾桂病’,总觉得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在‘老外’面前挺不起腰板来。”要把个中曲直说得令人信服,说得入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不揣唐突,在此提出一点猜想:中国语文研究的传统风格、传统思路即定势难以突破,是出不了中国自己的语言学理论的一个原因。“中文系学人以音韵、训诂、方言、汉语语法的研究为主;外文系学人以介绍、解释国外诸语言学派的论点为主”这一状况,通过师徒授受而代代相传,辈辈照传,徒弟稍越雷池便自觉愧在师门,忝列门墙。语言学界师徒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地方不大像“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如闻一多那样的文学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 解放思想不够,缺乏理论勇气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外语界学人如果敢于迈进汉语领域,就有人出来指责“不务正业”。很多外语界学人却有此担心,他们不怕搞英汉对比,怕的是深入汉语领地。一旦深入,既怕汉语学人挑小毛病,又怕外语界内的人指责为“不务正业”。这真是为难了他们。所谓“不务正业论”是一个非常束缚人的手脚的偏见,其害甚烈。外语学人信奉了它,不啻为自戕。有些人还拿它戕人。外语学者报了跨汉语的项目不给批,有了跨汉语的不给评职称,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失策的做法,要害我们的事业,害几代人的。学外语教外语是正业,学外语研究外语是正业,学外语教外语结合研究汉语更是正业。你能说赵元任、罗常培、王力、吕叔湘等等大家干的不是正业?许国璋、王宗炎先生那样有远见的提倡“开发本国资源”、“拿出本土的材料来”,也是提倡不务正业?如果不是上面这些先生将英语和汉语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对语言学理论作出自己的重大贡献,如今的中国语言学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三、外语学者的一个历史任务 如果允许我冒失地问,汉语学人的缺陷(不能流利地阅读外语文献)与外语学人的缺陷(汉语功底不好),比较起来,哪一边容易克服呢?也允许我冒失地答:外语界。因为汉语功底不强的外文系学人,毕竟身处汉语(我们的尾闾),只要下苦功(而不是说说而已)把汉语补上去有日可待。而根本不能读通外语文献的汉语学者,身不处外语海洋,要把外语搞通,似乎困难一点。所以沈家煊说,“在国家的科研对策上,应该鼓励外文系从事语言专业的人(包括研究生)在研究一般语言理论时,以汉语为研究对象。”(1996)他为什么不提出相反地鼓励?恐怕还是考虑了谁先拿到一门外语谁就有了一点儿基本的便利条件吧?当然,中文学人努力搞通外语,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外语学人应该“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拿出本土材料来”,“开发本国资源”,拿出具有向国外语言学挑战实力的、有学派意义的语言学成果,拿出有汉语特色的现代语言学分枝学科成果,是我国外语学人的历史重任。 从事实上看,这个分析也反映了众多外语学人自己的呼声。据我亲身参加过的五、六次全国性的外语研讨会第一次、第二次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学术年会,连续五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第五届全国系统-功能语法学术研讨会的情形来看,外语界同仁早有这样的呼吁:必须重视相应的汉语研究,必须主动介入汉语研究。尝鼎只需一脔,仅以最近一次在重庆大学(外语学院)召开的第五届全国系统-功能语法学术研讨会为例,大会就把这个认识必须重视相应的汉语研究,必须主动介入汉语研究写进了纪要:“……几个组都不约而同地谈到汉语研究,谈到从马建忠到我国当代的赵元任、罗常培、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老一辈学者应用国外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对汉语研究所作出的积极贡献,谈到我国汉语研究的传统,以及汉语研究推陈出新等问题,显示了与会外语学者对我国语言学事业发展的深切关注和如何同汉语界携手共进,彻底改变‘两张皮’局面的历史责任感。” 四、何来历史重任之“重”? 在外语学人“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拿出本土材料来”,“开发本国资源”的过程之中,应该不怕汉语界的人挑毛病,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汉语界的人挑毛病是题中应有之事,是好事,是促进学术的动力。“不怕”不是厚着脸皮。“不怕”必须是从科学的心态出发。“不怕”必须以努力、刻苦为前提。外语学人必须像啃排骨人之愿啃咂排骨,只缘骨头缝里藏精髓那样耐心地攻下较难的汉语资料(如古文、音韵等等)。而探得这些东西又远非易事,须有长久的修炼。重任之“重”即由此而来。 唯有这样的穷我们一生之力的重担,才能压出这样的正果:将国外理论“化入”汉语实际,而不是将两者勉强贴附,然后再“化出”自己的有创见的理论来。看来不下这个决心是不行了。从长远的意义上看来,仅有外语研究的成果,没有对自己母语汉语的研究,我们就不会给后人留下真正的财富,也就不足以在中国语言学界立足。 毛病有人挑,毛病才会好。我曾经就此问题在1997年10月24日请教过王宗炎先生,我说:“我问过一位外语界很有影响的先生,‘您写了那么多的书,为什么就不写一本将国外语言理论化入汉语的书?’他的回答是怕汉语界的人抠汉语的小毛病。”王先生笑答:“怕犯错误,这没有必要。有了错误就改,就承认。人怎么能不犯错误?想得不周到就是错误。科学就是在反驳错误中发展的。英国的Michal West编了好几套教材,他公开讲,哪一套是好的哪一套不好。先以为都好,可是一用起来,就知道哪一套不好了。赵元任也是这样。美国的Dwight Bolinger是赵的学生,他说赵先生从来不犯错误(Chao never went wrong),赵元任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赵元任的错误在哪里(where Chao went wrong)”,自己揭发自己的错误。权力是你有我就没有,而学问一经交流,你有了,我也有了。青年教师最怕回答不了学生问题而丢面子。我常给青年教师讲,学生在课堂上提问,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要查书,问人。要是讲课讲错了,下一课就公开纠正。人家看了你的文章,写文章反驳你,是为你服务,他读了你的东西,才能讲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多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是不同意吕叔湘的意见的。我寄给了他,说,我并不一定想发表,只是想知道你的想法。结果,他拿到《读书》上发表了,还说,“你以后有什么想法,就直接给《读书》写文章。这就是学者的态度。搞学问不要管他是“正统”还是“歪统”,首先问它对不对。我说,学问上搞修正主义最好。搞学问就是要修正错误嘛。”我以为,王先生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便是“不怕”的科学心态。对自己的文章,有人挑毛病才真正能够放心(说明有人读),没有人挑毛病才反而放不下心(说明没人读)。这才是科学的心态。王先生的这个阐发具有从战略上放下包袱的重要意义。他不是回避,而是从科学的高度概括出“科学是在反驳错误中发展的”这一毋庸刊误之论。 一切自忖汉语功底不强的外语学人的当务之急便是补习汉语。我想从撰写《汉语文化语用学》的实践中,反思一下自己是如何学习使用汉语资料并从中获益的,也许能为别人提供某种教训。 这本书用过的汉语资料及其对构建《汉语文化语用学》的贡献大致是: 1.大量的中文报刊、杂志、书籍和资料中的真实人的真实话语作语料:一个一个的句子语境句和零语境句全部都必须是真实人的真实话语。整个作品就奠基在这些真实的语料之上,一切理论由此而生发。这是拙著撰写的初衷,此处不再赘。 2.《论语》:作为古代中国人的会话案例,受到了穷尽性调查。从中探求了古代中国人会话的语用策略,并验证了“‘合作原则’不必是原则”的结论;从《论语》所记录的对话中,可观察到它如何表现语境干涉,如何表现附着于人的符号束的参与,以及如何描写说话时发生的智力干涉。 3.《文心雕龙》:穷尽性调查,所获资料分布在第一章与第五章。从三个方面体裁的检索、口语记录和语言的功用,可以看出刘勰对语言作了多方面的观察与评论。关于这个方面,有如下几个认识可以一谈:第一,《文心》不仅是文学理论的伟大之作,也是语言研究的伟大之作。第二,我们承认了第一点,那么,刘勰的《文心》有没有资格当成语言著作来看的问题,讨论刘勰的语用观是不是牵强附会的问题,就明明白白了。还可发现他的语用观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语应曲隐,二是语用原则,三是语用策略,四是篇章联结。刘勰的语用观,绝不是牵强附会之说,其论述既丰富又精彩,其方法接近了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案例分析(个案分析),是地地道道的汉语文化语用观。对于国外语用学理论来说,刘勰的语用观尤其独特的两点是,语用原则中有一个美学原则,篇章联接中有语助词的连贯作用,这两点是国外语用学所绝无而我们汉语文化所仅有的。 4.《管锥编》:从中找到了大量的资料,分布在五个章节之中。笔者企图从理论上说明中国人的独特的审美情趣与理想如何影响了汉语文化的语用原则与策略的形成,以及这些审美情趣与审美观念如何推动了中国人会话中的智力活动的推演、附着符号束的使用以及语境干涉的发生。 5.《谈艺录》:同上。也就是说,从《管锥编》、《谈艺录》里,主要是为汉语文化语用学的形成吸取理论营养。 6.多种版本的《汉语语法》教材的句法部分:用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句法体现”里。也就是说,要从头至尾检查一下汉语句型的语用理据。这些语用理据人们并不察觉,说话人将突出自己的目的与意图的手段(语用理据)当成了语法规定。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才发现句法里有许多东西原来并不是句法所管辖的。使用日久即成法。 7.《庄子》:穷尽性调查,所获资料主要分配在第六章的第二节“文学体现”里,因为它是文学性的对话,即庄子编排出来的对话,而非真实的日常生活言语,故无资格作为语用学的本体论语料。但是,它作为语用的体现关系,即语用原理、原则与策略在文学里的观照,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是非常理想的,原因就在于它本身是古代文学的范本之一。 8.《阿Ｑ正传》:穷尽性调查,所获资料也是分配在第六章的第二节“文学体现”里,理由与《庄子》相同。不同的是,它是现代文学的代表。 9.《红楼梦》的英译本The Red Mansion:对其第三章逐句调查,所获资料也是分配在第六章第三节“翻译体现”里,理由与《庄子》相同。 10.《禅宗公案》一组(包括《佛教禅宗百问》、《禅门公案586题》、《佛教典籍百问》、《大地边缘人物禅师故事》、《佛教密宗百问》、《一味禅》、《禅诗今译百首》、《佛经寓言故事》、《僧道小品》、《古译佛经寓言选》等等):这些公案分配在“导论”、语境干涉、附着于人的符号束的参与、智力干涉、语用原则和策略和语用的体现关系各章节里,有力地显示了汉语文化语用学的特点。这些公案,就是现代语言学要求的对话案例,不过这些对话是发生在古代僧人禅师之间而已,这不就是最理想的case studies吗?但西方语用学对它无能为力。所谓“合作原则”,禅门公案里的对话,没有一条对得上。王宗炎①指出:“用不合作的办法来合作,这是中国禅宗对话的特色。”西方语用学容不了它,但是汉语文化语用学却将其舒舒服服地一一安顿下来。 显然,笔者绝无也不敢命他人援用以上汉语资料的意思。这些资料的列举,只是为了说明:(1)可以直接从中获得材料。拙著的汉语语用学基本的原理、原则和策略,都是靠这些材料垫底。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没有这些材料,就没有汉语语用学。同理,可以大胆推论:没有地道的汉语材料的全面使用不是拣几个汉语句子贴一贴,点一点也就不会有其他的“汉语什么什么学”。(2)可以从中得到方法论的启示。没有材料就没有观点,也随之没有了理论。材料变了,观点、理论就应该跟着变。若事实对不上理论,就应该修改理论,而不是“修改”事实。所以,我们研究汉语什么什么学,就只能依汉语、从汉语,并概括出符合汉语的新语言理论来。因为从事实出发是科研的最根本的法则。这就是以西方语言为基础的语用学不能代替汉语文化语用学的根本原因。 关于国外语言学理论化入汉语问题,以及外语系学人的历史重任问题,如果容许我唐突提出建议的话,不妨援笔概括如下:如果我们想拿出具有向国外语言学挑战实力的、有学派意义的语言学成果,拿出有汉语特色的现代语言学分枝学科作品,我们就得:一,吃透“隔壁人家的事情”,二,下功夫加深汉语修养,三,将前者化入后者,拿出自家的东西来。 参考书目 1. 陈 平(1991)《现代语言学研究》,重庆出版社。 2. 刘润清(1995)许国璋教授与英语教育,《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1。 3. 启 功(1997)《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 4. 钱冠连(1997)《汉语文化语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5. 沈家煊(1996)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1。 ①“王宗炎论语言研究的一次谈话”,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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