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曾经有两个可称得上是英语界名家群星灿烂的时代。第一个是三四十年代，以抗战为界，清华与西南联大分别是这个现象卓越的浓缩。30年代初，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即已阐明“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之办学至理。在他的任内（1931-1948）积极延聘著名学者来校执教并造就了大批人才，其中不乏英文英才。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前的英语界精英基本上都集中于此了。这个时代曾在清华、联大外文系执教的英文名家就有吴宓、陈福田、叶公超、陈嘉、钱锺书、潘家洵、柳无忌、杨周翰、王佐良、李赋宁等人，当然后三位当时还是普通教员。除此之外，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以及抗战前与结束后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名校也集中了一批英语界名家，如梅光迪、楼光来、张士一、范存忠、郭斌和、张君川、谢文通、佘坤珊、梁实秋、俞大絪、朱光潜、赵诏熊、周煦良等。当时大学还有个有利条件，即教授可以自由流动，这样各校均有机会聘请到这些名师。 

第二个时期是此后近半个世纪的80年代。这时，整个知识界从“文革”中挣脱出来，与帝国主义“联系密切”的英语界终于得到了解放，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教学研究了。三四十年代英语界闪烁的群星，出生于19世纪末的大多已经故去，出生于20世纪前一、二十年的那一代，除了解放前夕去了海外（如梁实秋、叶公超等）与在历次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直接的有俞大絪，间接的有吴宓、查良铮、徐燕谋等）外，终于获得了第二春。同时，他们在抗战前后的学生们也颇有一些在解放前夕或稍后留学归来，此时与自己的老师们同放异彩。当然，也有改行或不再从事于教学的，如钱锺书、潘家洵、罗念生等先生即是。但其中更多的先生还是在各高校照样从事教学，如赵罗蕤、杨周翰、李赋宁、张谷若、王氓源、王佐良、周珏良、许国璋、吴景荣、许孟雄、范存忠、陈嘉、戴镏龄、周煦良、方重、葛传椝、杨岂深、吴富恒、徐元度、林疑今、王宗炎、巫宁坤、郑敏、许渊冲等（只有最后四位先生目前还健在）。卞之琳、袁可嘉等先生虽在社科院主要从事研究与翻译，但同时也招收并指导研究生。80年代初，国家教委批准建立英语语言文学第一批八个博士点，博士生导师均出自其中。当时他们的年龄大致在70岁上下，自己的学校正规教育均在四五十年前业已完成，这样的“博导、硕导”们在世界学术史上恐怕都是空前绝后的。 

如果说第一个时代的大师们大多是博大精深的通才，可以同时在几个专业当教授纵横驰骋让人高山仰止的话，那么第二个时代的名家们绝大多数“术业专攻”于英语语言文学了。他们成为名家并不一定要“著作等身”。他们的人格魅力、学术造诣令人肃然起敬，作为老师他们可以秉承传统的述而少作甚至基本不作，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这似乎不影响他们成为一代宗师。 

这个时代的英语界名家除了以其“学贯中西、锦心绣口”誉满讲坛外，在学术上还有哪些突出的贡献呢？我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英国文学以及比较文学的研究，其次是编撰英国（欧洲）文学史与编注选读本，再次是文学翻译，最后也许也是与他们职业关系更为密切的编写各类教材与辞书。说他们的贡献突出，不仅因为他们的著述早有定评，而且还因为后人至今难以超越。例如：在英国文学研究方面，李赋宁之于古代与中古时期、杨周翰之于17世纪、王佐良之于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诗史、袁可嘉之于现代派等；在比较文学方面，范存忠之于中国文化对英国启蒙时代的影响、王佐良之于英国现代主义诗派对中国现代诗人尤其是穆旦的影响、周珏良之于中西普遍诗学的构建；在英（美）文学史与选读教材方面，有赵罗蕤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与周煦良主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王佐良、周珏良、李赋宁、吴景荣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王佐良编著的英国文学通史及各种断代史、文体史、陈嘉的四卷本通史与三卷本选读、范存忠的英国史及文学史提纲、杨岂深的三卷本美国文学选读、王佐良、李赋宁、周珏良、刘承沛主编的《英国文学名篇选注》以及葛传椝、徐燕谋、吴景荣编的英文散文选；在翻译方面，赵罗蕤译《荒原》与《草叶集》、王佐良译英诗尤其是彭斯、方重译乔叟、张谷若译哈代、卞之琳译莎剧与英诗、徐元度译《鲁滨孙漂流记》、林疑今译《战地春梦》、巫宁坤译《了不起的盖茨比》、许渊冲译中国古诗词等等至今还是标准译本；在教材与辞书方面，大学专业《英语》许国璋（1-4）、俞大絪（5-6）、徐燕谋（7-8）、杨周翰、李赋宁编著的《英语史》、王佐良等主编的《英语文体学引论》与《欧洲文化入门》、葛传椝参与编纂的《新英汉语词典》、徐元度主编的《综合英语成语词典》以及吴景荣、王佐良担任主编、副主编的《汉英词典》等等。这是一个西洋文学等人文主义教育在英文系受到偏爱的时代，即便是语言教材与辞书，其选文与例句也大多来自于文学名著，这其实是与这一代学者绝大多数为英国文学或西洋文学的科班出身有关。曾因主编大学《英语》（1-4）教材及研究现代语言学而风靡中国的许国璋、主编《汉英词典》的吴景荣，他们留学英国时专攻的其实都是17、18世纪英国文学！上述英语界名家们关于文学、文学史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文学作品的译本以及编写的教材与辞书，虽然大多年代已久，同类出版物数不胜数，但仍然是目前许多高校师生及英语工作者的首选或不可或缺的参考用书，即使在出版空前繁荣的今天也照样保持着其稳固的经典地位。 

若我们考虑到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文革”浩劫让这一代学人在风华正茂之年少有作为的话，我们更会惊叹于他们在时间的夹缝内与耄耋之年所取得的成就。不久前，笔者在《新京报》上看到某大学教授撰文指出“做大师要满足六个条件”，首先是“不晚于50岁”，不禁唏嘘。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代名家的后几代同行也许所受的苦比他们少，教学治学环境比他们好，但在人格魅力、讲堂风度、学术造诣上相比总是稍欠火候、稍逊风骚，这也就难怪后辈学者谈到他们时总是用“一代宗师”、“高山仰止”来形容了。近年来笔者也耳闻了一些阐发那个时代名家“群贤毕至”内在逻辑的高论或阅读到相关文章，最后总是归结到他们的“国学功底”深厚，使人颇有意犹未尽之感。然而，要真正搞清楚其中的奥妙，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基础与高等教育史、三四十年代的英美高等教育史、他们所读各级学校尤其是大学的具体情况、以及上述名家的家庭背景与各自后来教学治学经历，以上各项非要有个较彻底而清晰的了解不可。但这远不是本篇小文所能做到的，让我们先把心态缩小，寻找他们的一些共同经历吧。 

一、他们接受的基础教育大致可分为普通学校、教会学校与赴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堂）三种。根据手头现有资料，其中属于普通学校的名家有：张谷若、范存忠、卞之琳、吴景荣、周珏良、李赋宁、吴富恒、巫宁坤、郑敏、许渊冲；属于教会学校的有：许孟雄、杨岂深、赵罗蕤、杨周翰、许国璋、徐元度、林疑今；属于清华学校（堂）的有：方重、陈嘉。其实，周煦良上的上海大同学院也是准清华学校，因为此校由一批原清华教师创办。当时的教会学校与清华学校基本用英语教学，如王佐良回忆他在由英美圣公会办的武昌文华学校的教学情况时说：“当年的文华，除了国文（汉语）课以外，几乎所有课程———包括体育———都是用英语教的，而且多数教师是美国、英国或加拿大人。”当然，这一代学者接受基础教育的时间绝大多数在“五四”之后，一般不再上私塾，而普通学校也基本都实施新式教育，更不必说教会学校与清华了，他们古典文学的底子一般地说比不上自己的老师辈那样深厚。诚然，学外语的人自然不应忽视掌握好本族语，因为到了较高境界的作文、研究都是相通的，但这本族语是否一定非特别强调古典汉语，我想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后辈学者在许多方面至今难以超越这一代名师，中文底子固然是个因素，但许多名家当年学英语的优越环境恐怕也是得天独厚得令他们只有羡慕的份了。 

二、他们大多有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的大学或研究生的学历背景，如方重、许孟雄、陈嘉、赵罗蕤、杨周翰、王氓源、王佐良、周珏良、许国璋、吴景荣、巫宁坤、郑敏、许渊冲。关于清华，王佐良后来回忆说：“清华的师生中，不少人达到本门学问的顶峰。……清华多的是现代型的学者，既精研本业之外，又通晓中国和世界文化实况；不仅知中，还懂外……”这一代清华学子大多还有一段特殊的经历，即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李赋宁先生说：“西南联大时期，三校名教授云集，教学质量堪称国际上第一流，同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师生勤奋学习、研究，基础理论和基本功结实、牢靠，有些成果几乎能和国际研究前沿接轨。” 

三、他们大多数有留学英美并获取硕士、博士学位的经历，所学专业均为英国文学。留英的学者入牛津的有卞之琳、杨周翰、许国璋（先入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的有周煦良、戴镏龄、利物浦大学的有吴景荣；留美的学者入哈佛的有范存忠、耶鲁的有李赋宁、王氓源、芝加哥大学的有赵罗蕤、周珏良、巫宁坤、哥伦比亚大学的有林疑今、加州大学的有方重、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郑敏（先入布朗大学）以及在美三所大学（威斯康辛、哈佛、耶鲁）分获三个学位的陈嘉。其中范存忠、陈嘉、赵罗蕤获得博士学位，仅有卞之琳自称“作客牛津”未获学位。 

四、这批学者大半已于1949年前在第一代英语界名家带领下开始专业教学生涯。1949年后他们继续执教于国内名校。由于学有专长，大多成为系或专业的学科带头人。 

李赋宁先生为《王佐良先生纪念文集》写序时说：“佐良天赋很高，多才多艺……他教书、育人、从事创作和翻译，孜孜不倦地研究学问，笔耕不辍。”李赋宁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沈弘教授在回忆自己的导师时说：“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勤奋。有一年我暑假没有回杭州探亲，每天都去俄文楼的自习教室看书。有好几次我发现李先生居然也在那儿看书。平时在教师和研究生的工具书阅览室也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诚然，天赋与勤奋毕竟是最终能否“胜出”的关键，我们发现：有上述条件的人多矣，但并非人人能成为名家大师，半个世纪偌大一个中国也仅能遇见这么些个如雷贯耳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