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是多愁的季节。怀念故人时，这一“愁”字正是我们心上的秋。 

佐良先生离开我们快十年了。写几件往事，寄托晚辈的哀思。 

40多年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时，最爱听王先生讲课。培根的随笔，英诗和莎剧……他让我们爱上了英国文学，也让我们领略到了他横溢的才华。“智者泉涌，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他上课，有时带讲稿，有时空手而来，在讲台站定，从西装口袋掏出两三张卡片，放在桌上，却也往往是“不屑一顾”，就如数家珍似地讲起来。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不依赖文本，能成段引用英诗和莎剧。这使人想起他的老师燕卜荪。 

燕卜荪有超人的记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生在昆明买不到教材。燕卜荪讲授莎剧和英诗，就靠他那非凡的记忆在打字机上把莎剧和英诗打出来，油印后发给学生。王先生十分敬佩燕卜荪的学识和记忆力。 

听王先生讲诗是莫大的享受。好诗激发感情，净化灵魂。年少时听他评介、朗诵彭斯的爱情诗《一朵红红的玫瑰》，最易动情。他先朗诵原文，然后朗诵他的译文。他说：“这首诗清新，咏美人而无一丝脂粉气。”同样是以花喻美人，却无罗伯特·赫里克的《致妙龄少女》或我国唐诗《金缕衣》中的及时行乐。上世纪50年代中国青年的爱情还少有金钱和地位的污染，大学生中谈恋爱的人也不如现在这么多。彭斯的这首爱情诗却给我们带来了“少年维特”式的烦恼。何处去寻觅那“红玫瑰”？ 

王先生是诗人，讲诗、评诗、译诗得心应手。他的不少著述是讲诗的：《英国诗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苏格兰诗选》、《英诗的境界》、《英国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读穆旦的诗》等。上中学时，他已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多首。在西南联大写的两首诗被闻一多先生选入他的《现代诗钞》。上世纪40年代是他写诗的旺盛时期，写了《春天，想起了莎士比亚》、《异体十四行诗八首》、《去国行，1947》、《伦敦夜景》、《巴黎码头边》、《1948年圣诞节》等诗作。 

穆旦和王先生这代诗人受奥登、艾略特、燕卜荪等现代派诗人的影响颇深，诗作中可见奥登诗的神韵。30年代，燕卜荪是穆旦和王先生的老师，而他讲授的“当代英诗”也是他的学生最喜欢听的课。 

王先生也喜欢美国女诗人艾米丽·狄金森的诗。1990年5月31日，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中载：谢谢来信，并剪报。我到过Amherst，印象很好，尤其是Emily Dickinson的房子，看了更体会到她的寂寞，而诗也确是不凡”。美国麻州小镇阿姆赫斯特（Amherst）方圆十公里内有五所大学，艾米丽·狄金森一生生死于此。王先生专程走访了她的故居，只可惜未能找到她的墓地。她的坟墓在一个偏僻处，当地许多居民都说不清它的所在。 

狄金森孤寂：生前终生未嫁，孤独地生活在那栋小楼里，踽踽独行于林间幽径。死后也是静卧在一个几乎无人知晓的坟墓里。而她的诗也常写生离死别的哀伤。在《在我生命终结前它已死去两次》这首诗中，她写道： 

离别是我们所知的天堂，是我们需知的地狱。 

诗人爱抒发孤寂、忧伤情。王先生在《心智的风景线》中写道：“人生总是这样来去匆匆，刚谈得投机就分手道别了。”在多篇文章中，他常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字里行间浸透着生死离别的忧伤。他体会到狄金森的寂寞，也许是诗人之心相通吧。 

我从美国回来后与王先生小聚，又说起阿姆赫斯特小镇。最受美国人喜爱的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曾经在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执教多年。在美国所有学院中总是排名第一的这所学院拥有优美的校园，难怪诗人弗洛斯特久久不愿离去。可惜王先生行色匆匆，未能去校园一游。 

王先生说，遗憾的是未能一睹阿姆赫斯特的秋景。这里的秋景最迷人。湖光山色点缀着五色斑斓的树叶，分外姣好。最美的还是沉入湖底的红叶，在洁净的水里，静静地安详地躺着；死了，却红颜依旧。你若此时去湖边，别忘捞起一片叶，带回家作书签，陪伴你读书。 

王先生爱散步。为了专心治学，他每周只回清华园两次，平时就住在北外西院的筒子楼里。我有幸与他同住一楼，得以朝夕相见。晚餐后几个中青年教师伴随他去散步几乎是一个习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外西院的南西北三个方向几乎全是田野，不远处是可通颐和园昆明湖的昆玉河。那是十年浩劫后知识分子重见天日的好岁月，心情舒畅。王先生有时驻足看西山落日，心旷神怡之情尽在眉开颜笑中。他当时已年逾花甲，却正是他著书立说的高峰期，陶醉在“夕阳无限好”的景色中，却无半点“只是近黄昏”的感慨。因为明天太阳还会照样爬起来。 

晚辈同先生一起在田间散步，或并肩，或鱼贯行于田埂，三代人在年龄和学术上的差距于谈笑间缩短在咫尺。谈文说艺时使人想起亚里士多德与学生在风景如画的“学园”的那种“逍遥派”教学方式——师生且行且谈，有问有答，有争辩，在散步中解惑、授业。 

记得有一天傍晚，我陪先生骑车去颐和园南门：出北外西院东门西行，推车过麦钟桥，沿昆玉河北去。他骑着那辆在英国留学时买的Raleigh牌自行车。我说：“王公，您似乎该换辆新车了。”他说：“这是英国名牌Raleigh，在牛津时就用它代步，乘船回国时不忍心丢弃，就带回来了。看起来破旧，还是很好用。”他爱步行、骑车，往返北外清华总是骑车。后来因腿疾，才不得不改乘公交车。那辆车也就从此成了家中的留英纪念品。如今的青年教师喜欢开小轿车出行，也少有人去昆玉河边散步。我常觉得他们少了几分潇洒和浪漫。当然，他们可以带着全家人开车去四环、五环外拥抱大自然。 

大学是大师云集的学府，有名师才能出高徒。只有大楼而无大师，很难培养出大师级的人物。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汇集了当时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大学的精英，包括燕卜荪这样的外国著名学者，在简陋的校舍，培养出了无数民族精英。北外从西苑旧址到现址，校舍和设施一直滞后，能培养出一批批优秀人材，全靠王先生这样的大师言传身教。当年的英语系、俄语系、法语系、德语系、西班牙语系、阿拉伯语系、日语系的大师们如今都已乘鹤西去。他们的走是北外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他们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北外的教育。 

可以欣慰的是王先生等大师给我们留下了无价的“遗产”——不朽的鸿篇巨制，优秀的弟子以及为人治学的榜样。 

北外的东西两院如今已被建筑群层层包围，一条高架公路横亘于两院之间，如水的车流发出的轰鸣声不绝于耳。难怪师生戏称北外为“见桥大学”（剑桥大学）。校园附近的田野早已荡然无存。所幸山河依旧：麦钟桥上仍可观西山落日，昆玉河上可行舟，还有那青青河边草。只是昔人俩人行，今朝独一人。转眼夏去又是秋；秋天，想起了老师王佐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