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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月1日 来源：人物杂志社 作者：张春亭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伍铁平的名字，在中国语言学界颇为人们所熟悉。自1979年开始，他率先发表的关于模糊语言学方面的文章，在我国外国语文刊物上被引用的次数已名列前茅。他对语言类型学、比较词源学和中西语言学说史比较的研究，在我国语言学界也是开先河之举。特别是他义无反顾地同语言学界的假冒伪劣现象进行斗争，更是引起了全国语言学界的极大关注。在1996年至1998年间，国内、国际包括著名语言学专家、教授在内的700多名语言文字工作者纷纷发表声明，积极支持他维护良好学风的大无畏行为。 学习多种外语 为研究语言学打下坚实基础 伍铁平在专著和论文中，常常涉及多种外国语言，他写的学术批评和学术争鸣文章，还屡屡指出多种外文译著或某些人在转引译作时出现的错误。笔者问伍先生精通多少种外语。伍先生连忙纠正说：“精通”二字可不敢当，顶多只能说：我学习俄语是科班出身，学习英语从初中一年级就开始了；其他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语等，我只能借助外文辞典阅读语言学方面的专著。谈到他是怎样学习这七八种外语，并致力于语言学研究的，他便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伍铁平原本姓黄，1928年6月1日他出生时，恰逢北伐军攻占河北涿州，因此，父亲为他取名为定涿。他在湖南省新化县读中学时，就已开始学习英语。1946年他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这时除国文课外，其他课程都用的是英语课本。 1947年，他到冀东解放区参加革命。党组织为保密起见，要求大家改名，他便改名为“伍铁牛”。在参加土改运动时，一群孩子总跟着他喊“铁牛”，他觉得这个名字不太严肃，于是把“铁牛”改成了“铁平”，伍铁平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至今。土改后，党组织原本分配他到中共东北局当英文翻译，后因工作需要，于1948年改派他到哈尔滨外语学院学习俄语。1950年他毕业后即留校工作，担任助教、讲师和学报主编。自1956年起，他进入了苏联专家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举办的副博士进修班攻读俄语理论。后因中苏关系破裂，该进修班停办。伍铁平虽然没有获得副博士学位，但他用俄语写的毕业论文《古俄语短尾形容词的形成过程》已经完成。这篇论文的写作，使他的俄语理论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由于学习和工作卓有成就，伍铁平在1957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58年被选为哈尔滨市人大代表。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在1959年响应号召，向党交心时，曾对“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提出过一些疑问，结果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400人参加的大会上受到批判，并被撤销了人大代表和学报主编。到“文化大革命”中，伍铁平再次受到批斗，妻子也因此和他离婚。 用伍铁平自己的话说，越是处于逆境之中，越是他学习外语的好机会。还在1956年他就同商务印书馆签订了编著《俄语词源词典》的合同，此事成了他在逆境中的精神寄托。谁知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学习俄语的人少了，商务印书馆放弃了该书的出版，伍铁平整整20年的心血只好付诸东流。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所付出的劳动，还是为他从事语言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阅读外国的词源词典时，他接触了跟俄语同属东斯拉夫语支的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跟俄语同属斯拉夫语族的捷克语、波兰语、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语，跟俄语同属印欧语系的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这促使他下定决心逐渐学习这些语言。 1962年，伍铁平奉调到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事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历任国外语言学研究室主任、《国外语言学》杂志主编、副教授。研究外国语言学更需要广泛阅读外国文献。其间，他惊异地发现，这些文献引用其他种外文文献时，很少附译文，而他大多看不懂，这就迫使他不得不学习更多的外文。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正常的学术活动已经停止，伍铁平依然继续攻读外语。但那时又怕被扣上“脱离政治”、“只专不红”的帽子，他便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学习法、德、日语的《毛主席语录》和鲍狄埃的生平及其《国际歌》的各种外语版本，以及巴黎公社的文学、历史等。为此，他阅读了有关的法、德、俄语文献。粉碎“四人帮”前后，他先后出版了《汉法德俄英西文对照“国际歌”(注释和研究)》和《欧仁·鲍狄埃》两本专著以及若干篇论文。 对伍铁平来说，在“五七干校”的“大好时光”更是不容虚掷。他利用劳动空闲时间，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和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发现了“各尽所能”的“尽”字是误译，正确的翻译应为“按”字，为此，他发表了几篇文章。以后他还发表了题为《〈资本论〉和语言学》及《语言中所反映的价值形态的演变》等文章。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更是废寝忘食地从事语言学研究。1984年夏天，就在他因做痔疮手术住院期间，仍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学习了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他深深体会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把学外语当做一种调剂大脑的特殊休息方式是很有道理的。伍先生在出访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波兰等国时，接触过外国许多语言学家，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会四五种甚至十几种语言。他认为这是这些国家语言学特别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使我国的语言学能够跻身于世界语言学的前列，伍铁平更加刻苦地学习外国语言。 最先研究中国模糊语言学
开创之功不可没 走进伍教授的家中，颇有一种走进书城之感。他家的三个房间里，靠墙摆放着15个书柜和三个书架，上面码放着几千册图书，床头案边也都是书籍。他一生购置了200多种语言词典(内含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词典)，并按音序排列在书架上。至今，他仍然是学校图书馆的常客。虽然学校应允在远处分给他更宽敞的新房，他却不去，就因为离不开学校的图书大楼。他每天上下午都要笔耕各三个小时，晚上还要读书、看报两个小时。 1965年，美国数学家L. A. 札得(Lotfi Asker Zadeh)创立了模糊集合论，并由此发展了模糊逻辑。以后，数学研究工作者又在模糊集合、模糊逻辑的基础上发展了模糊数学，包括模糊拓扑、模糊测度论等，成了研究现实世界中许多界限不分明，甚至是很模糊的问题的数学工具，在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许多语言学家也在此基础上研究发展了模糊语言学。但因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十年动乱”时期，国外对于模糊数学的研究迟迟没有被介绍到中国来。伍铁平看了许多有关外国文献，已经认识到，模糊数学一旦被运用于实践，将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反过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会进一步推动模糊理论的发展。他以敏锐的时代感和责任感，并凭借深厚的外文功底，抓紧一切时间，潜心研究模糊语言学，从而成为我国研究模糊语言学的先驱。他所发表的论文，经常被我国研究模糊理论(包括研究模糊数学)的学者们所引用。从1979年至1980年伍铁平在《外国语》杂志上发表《模糊语言初探》和《模糊语言再探》以后，他的名字就为我国研究模糊理论的学者所熟知。 1985年，伍铁平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同年末，他的《模糊语言学》一书的初稿基本完成。北师大中文系将该书油印了300册，作为教材发给本校中文系、外语系和哲学系的部分研究生以及全国各地到北师大中文系进修的两批教师。于是，这个初稿便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开来，并为我国讨论语言模糊性的许多著述所引用。1999年11月，历时近14年，经过伍铁平补充修改的《模糊语言学》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作为其《现代语言学丛书》中的一本正式出版。该丛书主编、资深教授王宗炎在一封信中曾给予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如下的评价：“此稿是伍同志长期研究的成果。在中国第一个研究模糊语言学的是他，开创之功不可没。”北京大学著名语言学教授季羡林先生也曾指出：“对当前国际上一些流行的语言学派，比如模糊语言学等等，都要认真加以研究。北师大伍铁平教授在这方面带了一个好头。”中国语言学大师吕叔湘教授也曾在1979年12月6日写信给伍铁平说：“铁平同志：今天收到上海外语学院的第四期《外国语》，读到你写的《模糊语言初探》，甚佩。”所有这些，对伍铁平后来继续深入研究模糊语言学都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此后不久，伍铁平著《模糊语言学》获得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中，伍铁平在语言学方面先后主编过6种学术刊物，发表专著、译著和校著11种，在国内(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外（包括德、俄、美、波兰、奥地利、澳大利亚)有影响的语言学刊物上发表论文、译文近660篇，约600多万字，其专著除《模糊语言学》外，还有《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语言和文化评论集》、《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等。他还曾10次出国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先后在美、法、德、俄、波、泰、新加坡等国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做学术报告。 口诛笔伐批驳学术骗子对簿公堂赢得学界签名支持 由于伍铁平先生在语言学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他获得了以中西语言学说史为课题的国家“八五”规划语言学课题的重点科研项目，并担任了国家高校“八五”、“九五”计划语言学规划咨询组负责人、国家教委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语言学课题评审组召集人等职。其间，他所承担并已发表的项目研究成果有：《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意义》、《传统语言学某些著作的一个缺点》、《开展中外语言学说史的比较研究》、《正确评价我国的传统科学和传统语言学》；他还主编了《普通语言学概要》，承担了国家教委布置的起草高校“八五”和“九五”科研规划语言学咨询报告的任务，并发表了《1980年以来我国理论语言的回顾和反思》、《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学界几个问题的思考》等论文。 也正是在这期间，出于完成上述不可推卸的任务的需要，他翻阅了此前我国语言学方面的许多书籍和刊物。每当他看到一些混迹于语言学界的“文抄公”和学术骗子制造的伪劣产品时，就像眼里揉进了砂子一样难以容忍。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拿起笔来，义无反顾地维护学术殿堂的圣洁。 1989年9月，我国有个叫做《汉字文化》的民办杂志创刊。当伍铁平看到该刊发表的许多违背语言学常识和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言论时，便对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为此，他特意违心地到邮局订购了这份他本不想看的杂志，并委托学生代他购买了该刊自创刊以来出版的各期杂志。自1994年起，他便陆续发表文章，批评该刊所吹捧的所谓“徐德江公式”、“徐德江学说”是违背语言学常识的。例如，对徐德江所说“国际音标所表示的‘元音’中，都有一个辅音居于前”，“单独发元音时，前边必有一个辅音”等，伍铁平批驳道：这是连刚学过国际音标的学生都能看出的常识性错误。 1994年秋季，全国术语工作委员会召开会议，伍铁平作为该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会议。会上，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于永湛请专家们对出版工作提出意见。伍铁平即席发言，提出学术界应该严防学术骗子，并举例说明徐德江就是一个学术骗子，必须予以严厉批评，以防谬种流传，贻误世人。科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徐德江的小册子《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的责任编辑)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此人以云林为笔名写了一篇题为《无题》的文章，发表在《汉字文化》1994年第3期上，不点名地指责伍铁平在这次内部会议上的发言“是对持不同学术观点者的人身攻击，这是毁人的名誉，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然而，伍铁平无所畏惧，他写了题为《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驳云林的一些错误观点》的文章，在西安外语学院学报《外语教学》1995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公开指出：“学术界也有那么一个人，根本不是语言学家，却要冒充语言学家，自吹自擂，把他的错误百出、缺乏语言学起码常识的言论自我吹嘘为‘勇于探索、敢立新说的语文新秀’。这样的行为就是欺骗行为，进行这种欺骗行为的人就是骗子。不经过语言学界的专家审阅，出版这种骗子的错误百出的‘著作’的责编，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就是帮助这类骗子欺骗读者……这类行为，其性质同出售假药类似。”“正如将出售假药的人称作骗子，这绝非人身攻击，毁人名誉，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相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是出售假药的人!”为了澄清事实，伍先生又列举了徐书中许多违背语言学基础知识的言论，并严正指出：“在物质产品方面要打假，在精神领域里同样也有打假的任务。” 应该指出的是，这场严肃的学术打假斗争绝非伍铁平与徐德江个人之间的争斗。在此以前，语言学界已有一些学者发表文章，严肃批评徐的种种谬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伍铁平的正义行为，竟招来了一场伪科学状告真科学、假教授状告真教授的官司。 1995年11月18日，徐德江提起诉讼，状告伍铁平及刊登伍文的《外语教学》编辑部污辱他为“学术骗子”，因而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并要伍先生和该编辑部支付赔偿费20万元。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1996年1月16日正式受理此案。消息一经传出，便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在短短两个月内，以吕叔湘、周有光、张志公、王均等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语言学家为代表的国内148位语文工作者，在一份题为《语文工作者有责任对伪科学进行揭露和批评》的呼吁书上签名，公开支持伍铁平对徐德江的正义批评。 200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接待俄罗斯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宋采夫 应该说，伍铁平对于徐德江的起诉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对国内外语言学界给予他如此大规模的声援和支持，却是连做梦也不曾想到的。这给了他意外的惊喜，更给了他巨大的鼓舞。他决心应诉到底，并深信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 1996年2月1日，伍铁平正式接到了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对于这位年近古稀的老教授来说，他一生没有打过官司，也不曾进过法院，更不曾当被告，如今真正要打官司了，他和老伴在思想上也并非没有一点顾虑。作为一个积蓄不多的老知识分子，最主要的是考虑能不能打得起这场官司，出不出得起这笔律师费。但是考虑到这绝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语言学界的荣誉和语言学发展的大问题，他和老伴还是下定决心：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这场官司打到底! 于是，伍铁平找到了时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后任北京市政协常委的本校本系教授王宁，向她请教聘请律师之事，并请她帮助聘请律师。王宁教授便找了我国著名律师、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教授。江平当即给予热情支持，决定委派全国“十佳律师”之一的京都律师事务所田文昌律师及其助手宣增益律师做伍铁平的辩护律师。 3月25日，海淀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对案件进行法庭调查。被告律师指出，原告冒充“教授”、“研究员”，有招摇撞骗之嫌。被告所述是事实，那么，称徐为“学术骗子”就不构成侵犯名誉权。 这年12月13日，海淀区法院第二次正式开庭。被告律师针对1991年11月，徐曾在韩国汉城举行的“汉字文化圈内生活汉字问题国际研讨会”上冒充“中国社科院教授”和徐曾于1995年空口许诺给复旦大学人文学院30万元人民币，该院因此授予他“客座教授”两事提交了两份有力证明。一份是1996年3月21日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盖有该所公章的郑重声明：“我所从未聘徐德江为教授(或研究员)。我院也无徐德江其人。”另一份是刚刚收到的12月5日复旦大学校长办公室发来的通知。通知指出：“1995年11月校人文学院未经组织讨论，未按校核定的程序报批，擅自以学院的名义，聘任某民间刊物(指《汉字文化》)副主编(指徐德江)为复旦大学人文学院语言学客座教授，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通知最后强调说：“凡不符合有关规定，未履行报批程序的各类兼职学衔，学校一律不予承认。”而原告一方始终拿不出任何能够证明徐曾获得正式高级专业职称的证据。法庭经过审理，征求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原告当即表示同意，而被告则当庭拒绝。法院即宣布休庭。谁也不曾想到，这一“休庭”，竟一下“休”了1年又7个月。 这期间，国内国际公开支持伍铁平的人越来越多。据统计，在原148位签名者的基础上，到1998年10月4日，签名者已增至708人，分属全国130多所大学和科研单位，大多有高级专业职称，还有一些是中学语文教师。另外，签名声援伍铁平的还有德、法、美、俄、波兰、丹麦、澳大利亚等国的20位外国学者和7位华裔学者。许多人不仅仅是在呼吁书上签名支持，而且亲自书写长信，寄给伍铁平，阐述自己对这场官司的看法，以及对徐德江的批评。 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东亚语言研究所所长贝罗贝(Alain Peyraube)1996年10月16日来信说：“本人对伍铁平教授及徐德江之间的辩论也有所闻，我认为伍先生的观点毫无疑问地是合理而有根据的……本人并不认识徐德江，但曾读过他几篇论文。我认为这些论文的想像力远远超过学术性，不能被认为是学术写作。” 丹麦罗斯基勒里索国家研究室研究员舒马赫1997年2月12日来信说：“任何一个有见识的语言学家只要粗略地读一下徐德江的著述，都会认为它具有欺骗性，是伪科学。徐德江不仅是一个坏的‘科学工作者’，而且是一个十足的学术骗子。他把他那一套谬论和见解冒充科学。在西方也有个别这样的所谓‘科学家’，人们或者完全不理睬他们，或者就会在学术杂志上严厉谴责他们是骗子。我希望，中国的学术界将继续拥有揭露和批判形形色色的危险的学术骗子的自由。” 徐德江在《汉字文化》季刊和他的名片上称自己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学系中文组客座教授”(徐不懂英文，不知找谁误将“东亚研究［studies］系”译作“东亚学系”)。1997年2月5日，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维克多·福尔肯海姆(Victor Falkenheim)来信郑重声明：“根据对我系人事档案的全面核查，我得知，徐德江在我系并无任何正式职称和身份。” 在此期间，我国语言学界还曾两次召开会议，谴责混迹于语言学界的伪科学炮制者徐德江。国内外一些新闻媒体对于海淀区法院两次开庭审理此案以及此案在国内外引起的强烈反响也都作了相关报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朱开轩在看了伍铁平所写的题为《语言学界的伪科学及其表现——评徐德江的所作所为》的文章后，于1997年4月2日作了如下批示：“争论由来已久，但是非应该是清楚的。”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柳斌也在同一天作出批示：“伍铁平教授为维护我国语言文字政策方针所作的努力应予肯定和支持。”8月8日，国家教委国际司又特意将伍铁平教授的文章转发给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语委)，希望予以研处。9月19日，李岚清副总理在写给国家教委关于兼职教授问题的批示中也曾明确指出：“教授是一项崇高的称谓，有的国家甚至规定一个系只能有一位教授。兼职教授不是不可以，但一是本人得够资格；二是要有需要；三是要名副其实，要上课、讲学、搞科研。否则教授贬值是一个严重的大问题，是教育的耻辱。” 应该说，上述这一切都为伍铁平被迫应诉的这场官司最终获得事实上的胜诉打下了良好的舆论基础。 1998年7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为此案签发的(1998年)信查办第24号公函中指出：“此案法院不宜审理”。也就是因为有了这8个字，才使这场堪称中国语言学史上“马拉松式”的诉讼案，终以徐德江的起诉在事实上被驳回而告结束。 揭露批评剽窃行为 铁面无私不留情 也许有人会问：“是不是伍铁平就盯上了一个学术骗子徐德江?”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伍铁平不仅对学术骗子深恶痛绝，而且对学术界任何抄袭剽窃、主观臆造、贻误后学的人，他都同样铁面无私，毫不留情。 2002年2月底，在新华社播发的一条揭露学术腐败的消息中，点名批评了上海复旦大学的剽窃者申小龙。其实，早在13年之前，伍铁平就已开始对他进行批评了。伍铁平陆续发表多篇文章，指出申在文化语言学等方面的错误观点，然后又引用大量事例，指出申的剽窃行为。据伍铁平统计，仅仅申的《语言的文化阐释》一书，就剽窃了近40人的著述或译作,约占该书正文358页的40%。伍铁平还曾指出申所犯的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例如，将英文Dover strait(多佛尔海峡)误译为多佛尔大街；将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缩写误作cup(杯子)；将日文おれ(我)误作ずれ(分歧)等。 尽管伍铁平多次提出批评，但遗憾的是，申对这些批评置之不理。此后又将他的《语言的文化阐释》和《中国文化语言学》二书重新排列，改头换面，只增加了少数内容，就又拼出了一部《文化语言学》。伍铁平发现，书中除了又有一些剽窃他人译著和著作的地方外，还有许多段落已是第三次或第四次原封不动地照搬他人的著述。 为了以准确无误的材料证明申小龙的剽窃行为，伍铁平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翻阅了申出版的5本著作和被他剽窃过的他人的大量原作，逐段逐句逐字核对，并详细列表，将申书的页码、段落和被抄袭人的书名(含出版社和出版年月）、页码、段落相对照，同时注明申在抄袭时的疏漏、抄错、窜改以及是第几次抄袭等，并一一指出申在抄袭原著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等例子时，或在进行中外文对比时所出的错误，以及申照抄原著、原译著中原有的错误等。诸如什么风马牛不相及的“心理学—地理学”、“表象的原生物”(应为“表象的原型)以及将betray(表现)误译为“背离”等许多错误，都在二书中重复出现了。 伍铁平说：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这位“文抄公”就出了10多本书，可见其抄袭何等神速!也就是上述《文化语言学》这样一本错误百出、东拼西凑的劣书，竟然获了奖，被吹捧为“有力度、有深度、有创造的学术著作”，“为语言学宝库添加了一颗闪耀着灼灼光彩的珠玑”。伍教授十分感慨地说：“我们多么需要忠诚老实的文德，实事求是、朴素无华的文风啊!” 看了伍铁平对申小龙的剽窃劣迹揭露得那样淋漓尽致，又是那样铁证如山，我心中不禁产生一种由衷的崇敬，同时我想，他怎么可能将剽窃者抄袭的那些根本不注明出处的他人的著述识破，又怎么可能到书的海洋里去逐字逐句逐段地查证出来呢? 于是，我将这一问题提出来，不揣冒昧地问：“是不是您的学生帮助您一一核对的?”老人忙说：“不是的。学生们对这些资料都不熟悉，查起来更困难。这都是我自己查的。”我又问：“对于剽窃者那些根本不注明出处，完全冒充自己著述的话，您又怎么能记得清楚，哪些话原来是什么人说的?在什么书上?在第几页上呢?”老人笑了笑说：“我曾在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担任国外语言学研究室主任，并主编《国外语言学》及其前身10多年，对申小龙所抄袭的别人的东西，我脑子里大体都有印象，他抄袭的那些内容相当大的部分都是这本杂志上的；另外，原苏联语言学家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的译著是我校对的，还有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的《语言学概论》等，我都很熟悉。所以，申小龙抄袭谁的，我都清楚，查起来并不太费力。” 笔者问伍先生：我国语言学界的剽窃、假冒等玷污学术殿堂的丑恶现象为什么会日渐严重，却又得不到根治呢?伍先生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1)法制不健全，法制观念淡薄。对于冒充教授和研究员的人如何惩处尚无法律依据；对剽窃者虽有法律依据，但却贯彻执行不力。(2)某些出版社惟利是图，不考虑社会效果。(3)地方保护主义作祟。(4)敢于揭露批判学术腐败现象的人还是太少。 伍铁平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上述状况，才能有效地整治学术腐败。因此，他建议：各学术部门最好都能选拔、任命或聘请一些学风正派、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从事学术著述的审查和评论工作，严防学术伪劣产品上市。在所有高等学校，最好能从一年级开始，开设“学术道德建设课”。为此，教育部门还应组织编写一本《学术道德和规范》作为教材。 不论地位高与低 只问学术是与非 安子介先生是香港爱国人士，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伍铁平对于安先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他从事汉字研究的刻苦钻研精神是非常敬重的，对安先生热心弘扬汉字的主观愿望也是肯定的。然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他就对安先生的“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21世纪是汉语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等带有感****彩、很不科学的说法持批评态度，对安先生凭主观臆想，牵强附会地猜测汉字字源，更以为大谬不然。比如说，安先生解释“诞”字的造字的根据是：婴儿出世后不哭，那几分钟是很严重的时刻，使大人担心，是“延”迟发“言”，终究哭了，也就是“诞”生。伍教授指出：《尔雅·释诂》的解释是：诞，大也。“诞”和“大”是同源词，定母双声，“诞生”是高雅词。可见，安先生的解释是荒唐可笑的。伍铁平又引用苏轼讽刺王安石的语源谬论说，王安石在其《字说》中称“坡者土之皮也”。苏轼则说：照此推论，“滑者水之骨也”。这话从此传为千古笑柄。但安子介在其《劈文切字集》中竟莫名其妙地说：“‘坡’……似人体之‘坡’”，而且又肆意发挥说“‘波’字意：江海水(氵)之‘皮’”；连借自巴利语的译音词“玻璃”的无意义的音节“玻”也被安先生解释为“有物薄如‘皮’，其值如玉”。 伍铁平曾引用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话说：“评论是科学”。他认为，开展学术批评尤其是这样，其目的就在于维护真理，明辨是非。哪怕是学术权威，只要他的观点有违于真理，也应该提出质疑和商榷。 1994年，伍铁平曾两次发表评论，对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关于“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这种取代……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说法提出商榷。在《21世纪西方文化会让位于东方文化吗?》一文中，伍铁平首先肯定了季老先生的这一说法“是出自善良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作为东方人的自豪感”。接着他又指出：“然而，提出一个科学的论断时不能光凭激情。”比如说，季老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经快走到穷途末路了，它的对立面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而对这些细节之间的联系则缺乏宏观的概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清如水”。伍铁平委婉地说：“季老大概也会认为这种说法未免打击面过宽，过分贬低西方的所有哲学。西方的绝大部分哲学家大概是不会同意这种论断的。马克思、黑格尔的哲学都是博大精深的庞大体系，季老对西方哲学思维所做的上述批评肯定不适用于他们的哲学。”伍铁平还以大量的理据论述了东西方文化能不能相互取代的问题。在《再谈21世纪西方文化是否将让位于东方文化》的文章中，伍铁平再次对季先生一些失之偏颇的说法提出商榷。在这些学术争鸣的文章中，伍铁平始终是以摆事实、讲道理，相互交换意见的态度，心平气和地与对方进行学术讨论的。他在第一篇与季先生商榷的文章结尾说：“季老是我的老师辈，我从他的著作中学习到许多东西，我对他是很敬佩的。按说我没有资格说东道西；但是亚里士多德说得好：‘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所以(我)斗胆地发表了上述看法。”伍铁平在日后谈到他与季先生的学术讨论时，又曾引用了梁启超总结清人正统派学风时说的话：“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伍铁平说：“我虽然没有荣幸做季先生的弟子，同季先生的学术讨论也绝非‘辩诘’，但季先生‘从不以为忤’，令我十分感动。”伍铁平特别强调说：事实是，季先生不仅“不以为忤”，而且在以后发表的文章中对自己的“让位说”或“取代说”还作了较大修正，这使他非常敬佩。 伍铁平发表的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学术批评和讨论的近20篇论文，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1月出版了伍铁平的《语言和文化评论集》。此书出版之时，正是全国语言学界大力支持伍铁平教授同学术骗子打官司之际。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该书已全部售罄。1998年10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再次印刷出版了此书。到目前为止，已有一些语言学术杂志发表了大约20篇评论该书的文章，一致给予很高的评价。现在，北大、北师大等高校有关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已把该书列为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在伍铁平本人来说，他一生信守的准则是：做人和做学问一样，都要忠诚老实，谦恭严谨，来不得半点虚假。时至今日，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不受玷辱和学术的净土不被污染，他依然壮心不灭，著述不辍，坚持学术批评，顽强地同一切学术腐败现象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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