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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中国人》2005年第11期
作者：伍铁平 伍铁平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28年生。曾先后就读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曾任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语言学课题评审组召集人等职。在近五十年的教学和科研中，先后主编过6种学术刊物，发表了专著、译著和校著11种。是我国第一位从事模糊语言学、语言类型学、比较词源学和中西语言学说史比较研究的学者。 （一） 我的名字叫伍铁平，同“五个铁瓶子”谐音，寓义是将铁瓶子抛向学术骗子和他们所炮制的伪科学。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读书时参加学生运动，恨透了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国民党封锁线的机关枪扫射，投奔我们向往的中国共产党。那时的我们经常唱的歌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经过广大群众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后，在我国语言文字学界竟然还会有一片乌云遮蔽着明朗的天空，而且长达十多年之久，至令没有烟消云散。发出这股乌烟瘴气的就是冒充教授、研究员、加拿大人、黎锦熙学生和伪造数据的学术骗子徐德江。他在他所控制的私人刊物《汉字文化》上肉麻地自我吹嘘为“语文新秀”，“其论著代表当代语言文字学的最高水平”，他把他的伪科学谬论自封为“徐德江公式”、“徐德江学说”，这激怒了我国广大语文工作者，于是我著文揭露他，他竟于1995年状告我侵犯了他所谓的名誉权，向我和发表拙文的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索赔20万元巨款。鲁迅早在《花边文学?谩骂》中就说过“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谩骂；倘若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谩骂，倒是说了真实。”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竟然事先不进行任何调查，轻率地于1996年初接受了这桩恶人先告状的起诉，折腾了我整整两年半，直到1998年7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才签发公函，宣布“此案法院不宜审理”，等于驳回了徐德江对我和西安外国语学院的敲诈勒索。两年半马拉松式的诉讼，迫使我不得不中断了科学研究工作，阅读《汉字文化》中的绝大部分错误百出的文章和徐的几本伪科学小册子，给法院写了揭露徐德江的数十万字的材料，使我心力交瘁，多病缠身，10次住院，右腿失灵。记得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D.Diderot，1713一1784）说过(大意)：“法院的腐败是最严重，最可怕的腐败”，因为天平失控，没有法律加以制裁，社会腐败必然越发猖獗。
十分遗憾的是在我身上所发生的悲剧，并没有引起法院的高度重视。在我国仍不断发生法院干预他们无力判断是非的学术案件，严重影响了我国学术批评的开展。读者就是有充足的理由批评学术界的种种腐败现象，但是人人自危，怕当被告，怕被打击报复，只好明哲保身，放纵坏人。
我的案例的另一深刻教训是，我国某些部门的官本位严重影响了学术界发扬正气，打击邪气。在我被学术骗子诬告期间，某个掌握语言文字学界大权的高官由于在《汉字文化》1989年第1-2期合刊第9页上曾公开发文，完全不符合事实地说“我对袁晓园、徐德江先生从事科学实验，始终抱着一种由衷的敬意”，官司一起，他竟压制对徐德江的批判，将我批驳徐德江的所有文章，包括下面将提到的柳斌同志作了批示的文章通通退掉，致使法院受此影响，长期不敢判案。幸亏国家语委资深教授周有光、王均等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李国英等教授，北京大学苏培成等教授，南开大学邢公畹、马庆株等教授以及京津以外的许多大学的教授，主动在声援我的公开信上签名，全国各高校广大教师积极响应，共有708位学者和教师签名；加之时任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的柳斌同志在我被告以后，在1997年4月2日我批评徐德江的文章上作了批示：“伍铁平教授为维护我国语言文字政策方针所作的努力应予肯定和支持。” 该批示发绐了国家语委，意在希望他门发表拙文；法学界泰斗，资深教授江平同志亲自指定了著名律师田文昌和宣增益教授义务为我打官司，并告诉他们这是一场造假者告打假者的官司，接着召开了法学界和语言学界十位著名律师和教授的咨询会；王宁教授作为当时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随后担任的北京市政协常委，多次提出提案，督促法院关心知识分子的命运，尽快处理这件牵动全国语言学界的案件；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多次在媒体上发文，批评法院受理这桩“莫名其妙的官司”。由于上述同志的坚决支持，我才最终获得事实上的胜诉。借此机会，我要向他们和708位签名者表示深深的感谢。
促使我能坚持不懈地同学术骗子和伪科学进行斗争的另一个原因是老革命、老共产党员、中宣部原出版局局长伍杰同志在多次发言和多篇文章中一再号召进行学术批评，强调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在此我要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 (二) 关于这场官司，《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已有详介，恕不赘述。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北京市社科联党委副书记接替袁晓园(生前曾自封为“研究员”)担任《汉字文化》主编和社长以后，不仅没有责令徐德江在该刊做出任何自我批评，反而在该刊2005年第1期发表了徐德江的长达13页，错误百出的文章——《浅谈文字语言》，重复他的一套谬论。李敏生这个长期担任徐德江的“托儿”和“笔杆子”的所谓“哲学家”也在该期发表了文章《坚持科学发展观，弘扬汉字文化》，采取歪曲事实，制造谎言等手法，攻击《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发表了拙文，摆出大量事实，痛斥李文。
《汉字文化》的现任社长兼主编还同仍任该刊副社长兼副主编的徐德江，居然未经社科院主管语言文字工作的副院长江蓝生教授的同意，在社科院召开会议，听任李敏生继续歪曲这场对徐德江伪科学的打假斗争的性质，制造谎言，欺骗与会者。
从上述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法制至今仍很不健全，对长期冒充教授、研究员、加拿大人、黎锦熙学生的骗子，竟然没有法律条文加以制裁，致使他继续在我国知识界招摇撞骗，危害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社会科学论坛》、《中华读书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政协报》、《学术界》、《社会科学报》、《自然辩证法通讯》等报刊，在徐德江拥有的阵地不断散布伪科学谬论， 而中国语言文字学界的主流刊物因为上面谈到的原因拒发批评徐德江的文章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发文盛赞《语言文字学辨伪集》，发表批评徐德江、李敏生的长文，使得徐德江的伪科学无法完全遮蔽我国语言文字学界的“明朗的天空”。 (三) 我国学术道德水平下降，吹捧成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个别有权有势的人不仅一手压制对徐德江的批判，两次著文攻击进行学术打假的广大学者是为了“挣得一顶打假英雄的桂冠”；一手带头在其著述中信口开河（详见拙文①《越是名人，著述越要严谨》，刊《社会科学报》，2005年3月24日；②《请尊重理论语言学》，刊《语文建设通讯》第81期，2005年6月），并且让人为他的书写前言，吹捧他是“理性、冷静的思想家”、“睿智的政治家”、“严谨治学……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这种登峰造极的阿谀奉承激怒了我国广大的学者和教师。曾在总参工作过的考共产党员、离休干部潘钧同志（也是《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的一位作者）著文义正词严地指出：“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够得上称作思想家的人屈指可数。在现今健在的学界、政界人士中，除去此例以外，我们没听说哪个人被尊称为思想家。在1999年版的《辞海》上，被同时称作‘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的人，中国几千年来只有孔子和孟子二人。” （四） 教育部于2004年发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号召“应大力倡导学术批评”。迄今为止，进行严肃、认真、尖锐的学术批评的文章尽管比过去有所增加，但从总体上说仍寥若晨星。究其原因，除上面所提到的种种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地方保护主义在作怪。个别单位的领导千方百计地保护剽窃者、造假者。有的学校迫不及特地给一个被新华社点名批评的剽窃者授予博士生导师资格，还在报纸上登广告，吹嘘他的所谓著作为“学术精品”，《汉字文化》2005年第2期再次在封四上刊登他的照片。另一方面，学术批评的文章在实际上并没有得到领导的高度重视：学术批评的著述不容易发表，不能参评，不能立项，不算科研成果。
我在《学术界》2003年第1期所刊《怀疑和学术批评对发展学术的意义》中曾指出，世界一流水平的《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用该刊的五分之三的篇幅刊登学术批评的文章。在全球语言学刊物中居领军地位的美国语言学会会刊《Language(语言)》也是如此。我国的某些学术刊物如果不跟世界学术刊物接轨，将学术批评列为首位，恐怕不容易改变目前学术垃圾成堆，低水平重复、不断出现剽窃、自我“克隆”和“伪引”（false citation）等不良现象。 （五） 经济学界有条“哈耶克准则”——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经济学会影响到社会上的许多人”，因此他，“郑重其事地主张，每位研究者立志成为经济学家之时必须宣誓，承诺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一切议题保持沉默”（见2005年7月5日《光明日报》所刊张宇燕的文章《关于“经济学大家”的断想》）。语言文字学更是影响到社会上的许多人。我们呼吁并非专门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人在没有深入研究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学和我国当前语言文字学界的状况下，不要再就语言文字胡乱发表意见，须知几乎每个成年人都会的语言和文字绝不等于语言文字学。要想成为语言文字学家，往往要皓首穷经，付出毕生的辛勤劳动。作为哲学所的退休人员，李敏生同志写过一本《汉字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错误百出。《北方论丛》2002年第2期以首篇的位置刊出了我严厉批评该书的长文《不要玷污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维护语言文字科学的尊严》(占14页版面)，该刊该期还发表了“卷首语”，对拙文进行了充分的肯定，遗憾的是李敏生不接受批评，不吸取教训，在突然转向，写了一本关于霍英东生平的书以后，又回过头来再次插手语言文字学，发表了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极端错误的言论。李敏生还在社会上广泛地散发一份他署名的打印的白皮书(属非法出版物)——《语文学界 “反伪科学斗争”的若干问题》（未注印刷时间，从内容看，估计在2005年春），该白皮书在封面上“李敏生”后面的括弧内用黑体字赫然印着“中共党员”四个大字。这份白皮书的主要内容已发表在《汉字文化》2005年第1期李敏生的文章《坚持科学发展观，弘扬汉字文化》中，《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7期拙文已对该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藿该白皮书还有许多荒诞的内容，《汉字文化》未刊出。由于该白皮书不是公开发表物，我们未予理睬。在此必须严正地指出，用“中共党员”的称号散发上述白皮书这是罕见的现象，这是对“中共党员”这一称号的玷污。现在正在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我们诚恳地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总支在这项教育活动中对李敏生同志进行严肃的批评，不允许他继续同学术骗子徐德江沆瀣一气，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贯彻执行。 (六) 我通读了邢东田副研究员主编的《拯救辞书》（学林出版社，2004年）。这是建国以来我所见到的第一本对粗制滥造的学风点名进行严厉的、有根有据的批评的好书，为进一步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带了个好头。在这里，我只想补充一点想法。外国有位著名的词典学家曾经说过，编纂词典是一件十分艰巨、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有时撰写一个词条，其艰巨性不亚于写一篇学术论文。北京师范大学老校长黎锦熙教授光为“一”这个词条就写了篇幅将近一本小册子的长条。但是近年来在我国词典学界的不正之风表现得特别突出。个别人不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将《现代汉语词典》进行修修补补，便匆忙地编出一部自诩为超过前人的词典，“填补了我国辞书的空白” ，“建立了辞书界的里程碑”。下面仅举一个例子说明编篡词典是一件十分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现代汉语词典》对“东”的第一个义项的解释是“四个主要方面之一，太阳出来(最好改为“出现”)的一边”。这个解释的后半句话其实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写下来的。当时最通行的《现代英语简明牛津词典》(从1911年到1956年印刷了14次，有几次是修订或增订本)对east(东方)的解释还是the point of the horizon when the sun rises.（地平线上太阳升起的地方）。1956年第8次印刷的H.C.Wyld主编的《英语通用词典》对证词典的解释也是“that quarter of the sky in whichthe sun first rises”（天空中太阳首先升起的方位）。直到1978年英文原版的《朗曼当代英语词典》对该词的解释还是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 sun rises.(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也难怪，因为英国著名的伦理学家和法学家边沁（J.Bentham，1748-1832）说过：“从来没有什么错误像根植于语言之中的错误那样难以根除”(见奥格登，理查兹著《意义之意义》中译本第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但是2002年出版的《COBUILD英汉双解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对该词的解释却是：the direction whichyou look towards in the morning in order to see the sun rise.(早晨为了观察太阳升起，人们所朝向的那个方位)，即将太阳出现于东方这种现象视为人的主观感受，从而避免了地心说的错误。但是，自称“在精益求精上的确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东”的解释却是“四个基本方向之一，太阳升起的一边”，将《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出来”改为“升起”，就又回到地心说的陈旧观念上去了，完全没有考虑上述外国词典的重大修订。为此我们郑重建议我国政府尽快扩大语言研究所词典研究室的队伍，趁现在博士生、硕士生找工作困难的机会，补充进一些中文、外语水平都较高的人材，全面调查外国新词典如何根据科学的新成果对词语重新释义，以便使《现代汉语词典》好上加好，更上一层楼，达到当代世界一流词典的水平。词典是代表国家声誉，关系十几亿人及子孙后代的经典书籍，我国政府应下大决心，对它进行巨大的投资。
附：封野的证明。 封野的证明
关于《论宫体诗在贞观时期的新变》
收入沈履伟论文集的情况说明 《论宫体诗在贞观时期的新变》是我博士论文中的一部分，1998年1月在《南京师大学报》上发表，同年4月在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上全文转载。
2000年以后，我与沈履伟同志成为文友，有学术方面的往返探讨。他把《论宫体诗在贞观时期的新变》收入论文集，是经过我同意的。
特此说明
封 野（签章）
2003年10月30日 《科学中国人》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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