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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佐良 今年，是王佐良先生离开我们的第十个年头。在人们的心目中，王先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教育家、散文家和诗歌翻译家，他的这些成就无疑值得尊敬，不过，从我与王佐良交往的切身感受中，觉得他更令人怀念和尊敬的，乃是他待人处世那份难能可贵的真诚。 正统教育，不守成规。1980年春《译林》创刊后不久，我慕名找到王佐良想请他出任编委。起初以为，他出身牛津大学，又长期从事英国古典文学研究，对于《译林》以介绍外国健康的通俗文学为主未必会支持，他坦言，不能以自己的爱好要求别人。“文革”害得许多人都不看书了，多登一些好看的通俗文学，能把人们吸引过来看书，这就了不起。他答应当编委，但有个要求，希望刊物也刊登一些外国诗歌。在后来的办刊实践中，我努力照他的话去做。1986年秋，我突然收到他的一封信，说他虽然不大看足球比赛，但读了《译林》上介绍法国球星普拉蒂尼的人物传记，增加了许多足球知识，文章也有趣，希望多登类似作品。这充分表明他的思想一点也不守旧。 治学严谨，不容浮夸。1987年，我和卞之琳、王佐良等好几位译界学者赴香港出席“当代翻译研讨会”。会上，由于王佐良的英文报告要比卞之琳的中文报告受到更热烈的欢迎，我在会议通讯中写了“王佐良教授所做的主旨报告，获得与会人热烈的欢迎”。他发现后相当严肃地要我更正，他说，卞先生是在大会讲，他只是在分组会上讲；卞先生讲了“五四”以来中国的诗歌翻译，他只是讲近些年部分英诗中译情况，所以做主旨报告的，只能写卞之琳而不能写他。还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著《英国诗史》书稿，压在一家出版社快两年了。我笑说：“您跟他们社长那么熟，打个电话催一下，还怕他不出？”他说：“越是熟人，我越不想靠关系来出书。我的书，全凭它的学术价值。”看他这么自信，我就进言：“把书稿给我看看，好吗？”他爽快回答：“行。但你绝不要碍于我的人情。”后来书稿很快由译林社出版了，还荣获了“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的一等奖。 不摆架子，自视平凡。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约了梅绍武、屠珍夫妇去清华园王家探望。王佐良住的还是老清华的旧式平房，冬天还靠烧煤炉取暖。我问他怎么还住这种房子，他笑答，北外那边宿舍很紧，他老伴又在清华工作，老房子住惯了就凑合着住吧。在生活上满足于低标准的“凑合”，这正是王佐良身居高位却自视平凡的一种境界。我又回想起，1987年在南京召开全国外国文学学会年会，有一天傍晚，我请王佐良、李赋宁去夫子庙吃小吃。本与司机约好时间来接，哪知因出了交通事故车子被扣。那时南京出租车还很少，我只好带着两位老先生倒了两次车回到饭店。事后那位司机要我带着他去向两位先生“赔罪”。王佐良听后大笑：“这么多人都乘公共汽车，为什么我们乘了你就有罪？我们也是普通人啊！”还有一次在香港，正巧我与王佐良同住一个房间。香港宾馆客房里一般不供应开水，需要的话，要打电话叫人送。可是王佐良常常是自己去热水炉打开水，而且还替我多带一瓶。每到用餐，王佐良找个干净、方便的吃处就行。在那不起眼的小饭馆里，人们想象不到，他就是周游过许多国家、中英文都精通的大学者。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08月18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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