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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的艺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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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先生(1098~1966)离开我们整整四十年了。他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华文化建设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文化名人。大家都已经知道他是一位翻译(巴尔扎克小说)大家,知道他的精湛的音乐理论造诣和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但是,他还是一位大艺术家,在文学、绘画、音乐、艺术理论等广阔领域 里都曾有过创造性的业绩,对此人们未必都有充分的认识。这里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一、饱览原作,目光如炬 

傅雷曾在1927~1931年留学法国。他学的是文科,对文学、绘画、音乐尤其痴爱;但他却不致力于创作,而着意于艺术理论研究。他后来在致黄宾虹信中曾多次自嘲说:“晚学殖素俭,兴趣太广,治学太杂,夙以事事浅尝为惧,何敢轻易着手。”“晚蚤(早)岁治西欧文学,游巴黎时旁及美术史,平生不能捉笔,而爱美之情与日俱增……”“晚于艺事,无论中西皆不能动一笔,空言理法,好事而已。为学芜杂,涉猎难精,老大无成,思之汗颜,私心已无他愿,惟望能于文字方面为国画理论略尽爬剔整理之役,俾后之志士,得以上窥绝学,从而发扬光大。”(《傅雷选集·书信卷上》第57、51、105页)这些话说明傅雷的选择是自觉的,他想通过理论研究,推动艺术创作实践。事实证明,他确实做到了这点。

傅雷从事艺术理论研究有着非同一般的特色。他并非简单地局限于某个学科就事论事,而是对文学、(中西)绘画、音乐、以至书法几大艺术门类都有很深的研究,可说是打通了这些学科,互相观照比较,寻求其中异同,从而突显了作品中包括声音、色彩、光、修辞等融合构成的形象和感情的节奏感、具象感,深化和提升了人们对艺术美的感受、理解和鉴赏,以获得所谓艺术上的“通感”。譬如在评论张爱玲的《金锁记》时,注意到作者对“绘画、音乐、历史的运用,使她的文体特别富丽动人。”对其中主人公曹七巧的描写,傅雷说:“好似项(伦)勃朗笔下的肖像,整个人都沉没在阴暗里,只有脸上极小的一角沾着一些光亮。即是这些少的光亮直透入我们的内心。”这正是从画理中的光的作用来解析欣赏的。他写的第一篇美术评论《塞尚》,几乎就是一篇文学美文。在论述塞尚的成就和特点时,除了指出他在光与色的运用上有出色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指出他“把约呵恳闵詈竦娜烁窳α咳抗嘧⒃诨嫔稀!闭饩驮对冻隽艘话闾嘎刍婊记傻檬У呐溃谴踊业木癫忝嫔辖沂玖艘帐醯纳疃取?

傅雷从事艺术理论研究,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他更多地研究了原作。他精通法文,在法国留学四年间,他游历了巴黎、布鲁塞尔、罗马、日内瓦等地,在那些享有世界盛名的艺术博物馆的宝藏前,日复一日地潜心观赏、揣摩大量西方美术史上的经典原作,精研细究各个时期各种流派的发生、演变、成就和特点,以至每一幅画的局部细微处。积累了相当深厚的艺术体验,准确把握这些艺术珍品的精魂和神髓。

作为艺术理论家必须以原作为评论依据,这本来就是常规。但是,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有的研究者即使看了原作也是大而化之,食而不知其味,或“仅眩于油绘之华彩,犹未必以言真欣赏也”。(《致周宗琦书》,见《傅雷选集·书信卷上》,第290页)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这恰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事西方文化研究者,过去有机会留学西方学习艺术,能下如此大工夫,广为观摩研究原作的,都是从事创作实践的画家,如徐悲鸿、刘海粟,以及后来的林风眠、赵无极、吴作人、吴冠中等,似乎还少有艺术理论家。其次,在上个世纪中国特殊的封闭的社会环境里,人们也没有机会深入广泛接触西方艺术尤其是原作,这样就谈不到真正的了解,遑论研究。整理傅雷《世界名作二十讲》的吴甲丰先生,是一位勤勉的世界美术史专家,八十年代前期曾对我讲过他的苦恼,说他研究世界美术数十年,却没有机会到外国观摩绘画原作。

因此,傅雷对于重要艺术门类的融会贯通,对原文原作烂熟于心,也就眼光锐深,诠释评论精当深邃,成为二十世纪艺术评论大家。

二、在多个艺术领域的贡献 

傅雷的艺术思想是很开放的,在广泛吸取中西方文化思想后形成的,但给他影响最深的主要应是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和大作家罗曼·罗兰,以及贝多芬。他到巴黎一年多,就开始翻译丹纳的巨著《艺术哲学》的部分章节,直到五十年代末期继续译完全书。在巴黎时,他读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整个精神为之震撼,从此以私淑弟子心仪大师,陆续翻译了罗曼·罗兰的三本巨人传记:《贝多芬传》《弥盖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 

丹纳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的基本思想,对傅雷有很深影响,他曾专门抄写了《艺术哲学》的部分章节寄给远在国外的傅聪作学习参考用。罗曼·罗兰反对暴虐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人道主义,个人尽一己之力造福于人类,为此经受心灵磨难,痛苦牺牲,在所不惜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傅雷。他的认真执拗的性格,重视操守尊严,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贯注在写作、研究、理论思考方面,常常独树一帜,言他人不言。后来他把精力主要集中在翻译方面,但已有的一些理论批评论著却仍有重要价值,成了经典之作。 

就以文学批评为例,傅雷写得不多。但是,1944年以“迅雨”为笔名的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影响深远,成为四十年代对张爱玲最早也是最肯綮有力的批评代表作。他从艺术特点切入,在做了精细的分析后断言:“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现在,研究张爱玲成为显学,人们发现许多精彩意见,傅雷早已说过,至今常被引述。 

关于对西洋画的评论,主要代表作应是他在三十年代上海美专写的讲义稿《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对达·芬奇、弥盖朗基罗、拉斐尔、鲁本斯、伦勃朗等许多大师的生平和代表作做了极其精细的分析和评论,并将各个时期的画派演变轮廓勾勒出来,基本上具有一部原创的系统的美术简史的架构,而有开拓性的意义。尤其难得的是,傅雷把他在欧洲看画时特有的第一手的体验和心得也写入其中,而非因循相袭的某些教科书可比。《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至今仍是后人难能企及的美术史研究经典。 

对中国画,特别是对明清以来的画家画作,傅雷有许多尖锐泼辣的创见,主要见于他致黄宾虹及其他友人的信中。饱览了黄宾虹的画作后,他热情地高度评价黄宾虹为“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历代名家之大成,而构成自己面目。”(《傅雷选集·书信卷上》,第30页)还说:黄心灵默契,随意挥洒,以至“水到渠成,无复痕迹,不求新奇而自然新奇,不求独创而自然独创……生命直跃缣素外也。”(同上,第56页)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他不断向公众和有关方面推荐黄宾虹,称:黄是“吾国现代杰出之山水画家,且为康乾以后数百年来有数之大家。”(同上,《艺术卷》第236页)傅雷的评语是极为认真严肃的,以黄之成就,都非过誉之词。当时黄虽然已有了相当画名,但人们对他扬抑颇有歧异,没有人做这样高的评价,把他置于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尤其是1943年黄宾虹八秩纪念画展,完全是在傅雷极力鼓动帮助主持下办起来的。傅雷自己就说:这个画展,“为他生平独一无二的‘个展’,完全是我怂恿他,且是一手代办的。”(同上,第31页)当时连黄宾虹自己对能否办成都没有信心,几次中途想停下来。因为傅雷坚持,最后不仅办成,而且大获成功,从此奠定了黄宾虹在近代画界顶级大师的地位。这是作为艺术评论家的傅雷的又一大贡献。 

至于傅雷在音乐方面的论述,对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萧邦等等大家的乐曲的精彩深刻的诠释,大量见于致傅聪的家书中,在培养教育傅聪成长为一位世界顶级音乐家方面的贡献,则是众所周知的。同样,傅雷在翻译外国文学方面的卓越业绩,也已是人们公认熟知的,无须我这个外行在这里饶舌。但我想就翻译问题稍加补充的是:

傅雷翻译巴尔扎克小说的成绩,似乎为人们更多地赞说。其实,他把罗曼·罗兰及其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贡献之巨,至少不亚于对巴尔扎克的译介。罗曼罗兰是二十世纪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不仅是诺贝尔奖得主,而且是对当时世界文坛和国际社会都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巨人。他的主要著作如《约翰·克利斯多夫》,三大巨人传,都是由傅雷译成的。《约》书有世界影响,同样也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从中汲取思想和艺术的营养。尤其是思想方面,在五六十年代精神荒芜文化贫乏的时期,《约》成了那时少有的一股清新之风,给予当时青年完全新的“异端”的思想文化。也因此受到“关注”,屡受批判、进行消毒,以至封杀。反右时,曾被指控毒害青年以至堕落成右派的祸害。“文革”期间,不仅禁绝,还有专家写了批判性的专著消毒,宣称其为“人道主义的破产”。这恰恰从另一方面说明此书的思想力量。因此,傅雷对罗曼·罗兰及其著作的翻译介绍的重要性,过去很少为人们提及,而我认为,这个功绩恰恰是应该特别强调并给予高度评价的。他自己也说过,他的翻译作品中,最满意的是罗曼·罗兰:“自问最能传神的是罗曼罗兰,第一是同时代,第二是个人气质相近。”《致宋淇书》这与傅雷对罗曼·罗兰的崇仰信从有关,如上所述,傅雷对罗是行弟子礼的。

至于巴尔扎克小说的翻译,主要有两大家:傅雷和高名凯。傅雷翻译了14种,始于1944年,主要是在五六十年代;高名凯翻译了19种,始于1946年,直到五十年代上半期。高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入大学第一课就是听高先生讲《语言学引论》。我想说的是高先生的法文和语言、文学修养,都是第一流的。但是,恕弟子无礼直言,他译的巴尔扎克小说,却不及傅雷译的流传广泛,影响大,以至后来高译几近绝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傅雷把翻译当作一个全新的艺术再创造。这是他在翻译工作中的自我追求,也是他的翻译思想决定的。他说:“理想的翻译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高老头·序》重译本)特别是文学翻译绝不仅仅是字字句句介绍原作的意思,这不过是形似,他追求的是“神似”。这样,“译者的个性、风格,作用太大了”也就是说,翻译者要像原作者一样,把自己的学识、心灵和感情倾注其中,既要把原作者的精神、韵味、风格、文体的独特性传达出来;又要把译者自己的艺术学养统统调动起来,译出一部中文“新”小说来。因此,我们读傅雷的译作,一看就知道:这是巴尔扎克的,又是傅雷的。傅雷为了达到这样的艺术追求,可说是千锤百炼,精益求精。《高老头》等几部长达百万字的译本就多次重译,因为他嫌初译本“文字生硬,风格未尽浑成……”(《致黄宾虹书》第89通,见《傅雷选集·书信卷上》第133页) 

三、隐遁于精神境域中

傅雷的艺术思想包罗甚广而丰厚,本文不能详细列述。只强调几点:

傅雷主张创作者要师造化,师自然,师生活,师真实。譬如中国画传承已久,许多画家沉溺于对古人古画的笔墨形式的模仿,日益僵化板滞,了无生机。傅雷指出,这是“泥古”,而非学习古人之正道。他说:“化古始有创新,泥古而后式微,神似方为艺术,貌似徒具形骸,犹人之徒有肢体,而无丰骨神采,安得谓之人耶?”(同上,第56页)所以,他主张“多闻道以启发性灵;多行路以开拓胸襟,自当为画人毕生课业……”(同上,第54页)黄宾虹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引为知己,说:“所谓师古人不若师造化,造化无穷,取之不尽。”但是,“因悟有古人之法,以写实而得实中之虚,否则实而又实,非窒碍阻隔不可。”(《黄宾虹文集·书信编》,第203页) 

同时,傅雷也强调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吸取和发扬,认为:“身为中国人,决不能与传统隔绝。”(《致周宗琦书》)但不是指陈陈相袭,亦步亦趋地模仿,这样只“会流于肤浅”。他希望的是,“有中国人的灵魂,中国人的诗意,中国人的审美特性的人,再加上几十年的技术训练和思想酝酿,才谈得上融和‘中西’。”(《致刘抗书》,同上第29页)他的这些思想在给傅聪信中也曾反复强调过。这对一位毕生熟悉喜爱西方文学艺术的大家来说,是十分难得的。

傅雷是一位真诚的唯美主义、理想主义者。他对艺术美的痴爱迷醉是如此,他对人生的理想也是如此。他在批评一个艺术作品时,常常会显得苛刻严格,他对近代画家给予高度评价的不是很多,原因即在于在此。即使他最敬仰的黄宾虹,有时在给予好评后,也一样严肃指出其“布局有过实者,或因层次略欠分明者”。(《致黄宾虹书》,同前第121页)他与刘海粟是好友,曾撰专文评论过刘的画,对刘的艺术成就有很高的评价。但因刘处理人事不当,傅雷终于割席而去。可见他为人的狷介耿直。他认为大艺术家创造的艺术美,都是蕴藏在他心中的;或者说,是他的伟大的心灵和情感的尽情倾诉。他自己做人从文也都要这样。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恰恰是唯美主义、理想主义者,最容易碰壁,难以见容于世。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傅雷一生只有极短的时间从事过社会职业,大部分岁月是在书斋里度过的。即使在1949年后,每个中国人几乎都有一个单位归属,都是领取工薪的公家人,文艺界只有极个别人是例外,已知不取一文工资,完全靠稿费收入维持生活的有傅雷和巴金。我想,这一则是他个性所致,不合群。过去在美专、“古物保管委员会”等处短期工作,都因不适应人事关系而离去。二则他对国家、时事从来都是“身在江湖,忧时忧国之心未敢后人,看我与世相隔,实则风雨鸡鸣,政策时事,息息相通,并未脱离实际,爱党爱友之心亦复始终如一。”(《致楼适夷书》,见《傅雷选集·书信卷上》,第217页)这就是说,他是关心国事的,但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独特的见解,在当时却未必为各个政治党派所容,后来的历史事实又往往会证明其见解的正确。三则,他认为,关心国事并不是非要从事具体的社会政治活动,几次三番谢绝邀入民主党派和其他活动。显然他感到自己不适应官场游戏,不会“内方外圆”,因此视作“磨折”。(《致徐伯昕书》和《致周熙良书》)

傅雷执拗地活在他自己的艺术世界里。只有在艺术世界里,他才有自我,有生机灵气,充满情趣,才能身心自由地神游其中。他说:“除埋首于中西故纸堆外,惟以绘画音乐之欣赏为消遣……”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里,“忧心如捣”时,展玩黄宾虹的画,也能使他“神游化境,略忘尘忧耳”。(《致黄宾虹书》,见前第117页)

傅雷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动乱忧患中度过的。他生于清皇朝覆灭前二年,历经北洋军阀的祸害,日寇的野蛮侵略,以及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对他这个醉心于艺术学术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很痛苦压抑的。从现存的一些书信和文章中,既可看到他对时事都有强烈反应,独特见解,又可感到他的苦闷。他只是一介书生,只能力求自己人格、操守、气节上的完善,来****外来的压迫,决不随波逐流。此外,他深感自己的无奈和无力。他引用过诸葛亮的话:“苟全性命于乱世。”还说,自己“惟期隐遁于精神境域中耳!”即使这样,他生于忧患,最后还是逃不脱乱世的无情逼迫而殉难。他早年曾说:“我辈即与世无忤,与人无争,亦有难以立足之感,怆痛恓惶之情难以言宣。”没有想到,到了“文革”,这个追求骨气节操的知识分子终于连苟全性命都不能了。傅雷是殉于理想,殉于艺术美的。真不知为什么这个世界连这样一个无害无争的人都不能放过

对此,人们可以责备他缺少抗争的勇气,太软弱,过于沉醉在自己的专业中等等。但是,如果世界上都是战士,没有像他那样的艺术家,没有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专家,没有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的学者,我想,这个世界不仅不能进步,而且也将不复存在。

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卷首说:“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和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傅雷就是这样时代的英雄!

作者:丹 晨


法律语言学研究网之“学海泛舟”
2009-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