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小孙嬉戏于湘江畔
戎装(左一为李全安),1949年
漫道袍泽空两袖 清风预兆艳阳天—著名翻译、作家李全安先生的世界
作者:蔡岫 李进
采访手记
老人老了,那一架子他所写的著作也不常翻阅了。他想,要是兴之所至,还写上几本,架子上搁得下吗?老人勤奋,电脑从上世纪90年****长篇历史小说《左宗棠》、《郭嵩焘》时便会用了。大脑使用起来还未曾发现头痛、迟钝的现象;各种笔记本上记下的东西也还很多。记者在电话一端问他“还写吗?”老人只是笑而不答。
2002年,老人的战友在一部《军史》中为他写了一篇《少壮有为,老而弥坚》的文章,并在篇末附了一首七律。我借用此诗作为结束:
重香老九倍缠绵,夜话沧桑不了缘。暴雨狂风磨铁笔,灵机妙手铸鸿篇。全心只顾民和国,一念无争利与权。漫道袍泽空两袖,清风预兆艳阳天。
他是一个编辑,他编辑的《散文译丛》为海内外知名,创下了印数超过小说,达到每种20至30万册的纪录。其中《蒙田随笔》获得国家大奖;《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曾以最高票当选读者评书活动的榜首书。
他是一个翻译,他的《文学翻译275问》将自己多年的翻译经验浓缩在书中,传道、授业、解惑。
他是一个作家,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左宗棠》与《郭嵩焘》深受读者喜爱。
“八十载春秋人未老,六十年笔耕著犹丰”,这是书法家、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刘鸣泰局长2005年为湖南人民出版社老编辑、老作家李全安先生80岁生日的题词,湖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专著《秃笔苦耕———李全安作品选》,社长李建国先生亲自为该书写序,称道老先生一辈子勤耕苦作,大获丰收;湖南作家协会主席唐浩明先生则称李老的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超过了许多专业作家,因为他经风六十载,历雨八十年,生活底子厚实,笔头子过得硬,个人著译达到1150万字,所以来了个“超千万”。
小老师
李先生1926年出生,他小时候很爱也很会读书,尽管家里穷,父母还是想方设法让他去读中学。学校在180里以外的醴陵,他父亲替他挑着铺盖行李,打了几双搀了布筋的草鞋,头天走90里,第二天再走90里。只差一二十里地的时候,小全安走不动了,他一步一跛,挨到天彻底黑了,才赶到学校。父亲替他铺好床,他一倒下去就呼呼入睡了。
穷人家维持学业实在难。第二学期开学前,学费还没着落。李全安心思一动,见隔壁织袜店的活儿估摸着也干得来,便和母亲商量。母亲可为了难,那是女孩子家做的活,一个伢子怎么干呀?李全安却说:“管它哩,每天能挣几个小菜钱也是好的,我试试。”他过去一试,居然一天之内就学会左边钩一针,右边钩一针,能拿半个定额了。
高中学费更贵了,织袜子不合算,李全安听说外村一个初级小学要一个老师,他喜出望外地和母亲说,“我去”。才十五岁不到,站着还没讲台桌子高,能行吗?他说行,加减乘除他会教,一月能挣一石谷子,比织袜子强多啦!果然,乡民们都跷大拇指。下课了,他压住玩兴,不跟小学生们一起玩,他得像个“老师”啊。
战地翻译
李全安上的是名牌中学———雅礼。雅礼的英语治学非常好,全是由耶鲁大学的学士直接施教,隔三差五要听写,一个字母也不错的只有李全安。管理图书的机会又让他读了大量中外文图书,遇到难处便抱着词典查或者问人。
虽然书读得好,李全安还是高中没毕业就休学了。1944年下半年,抗日的形势日趋紧迫,日本鬼子在一步步逼近沅陵,家庭(在沦陷区)的接济也中断了。18岁的李全安是个热血青年,他决定投笔从戎,去报考翻译,为抗日出点力。那时英美盟军已在中缅印大区摆开战场,正面与日本鬼子交锋。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需要一批翻译人员,在昆明美军的招考现场,雅礼的学生轻松就通过了。随后,一批西南联大的大学生和几个雅礼的中学生穿上美军服装,整日突击学习军队用语,射击打靶,做上前线的准备。他们有的在OSS(伞兵部队);有的在SOS(后勤部队);有的在CTC(训练中国军队);李全安则分在CCCEC(作战部队)的中国战区东线指挥部。还有些学生随远征军去了印度、缅甸,那里的战斗十分惨烈,派去的翻译有不少人也都马革裹尸了。
李全安所在的这一支盟军队伍,任务也很艰巨。集结在芷江,辰谿,准备出雪峰山,取怀化、娄底,拿下邵阳、衡阳,截断湘黔、粤仅两条大动脉,结成一个大瓮,把深入到云南、广西,想从陆路撤走的敌军瓮住,打它个落花流水。李全安从昆明到贵阳、湖南,再从湖南到昆明,每日里行军,按作战的要求从严备战,各人佩带的45式****,每到一处,打靶一次,必须十射九中以上(小环形靶),少了再来。
靶课下来,又是翻译手册不离手。尽管天天行军脏成一个泥人,但一到兵站他们就自觉地学呀学呀,谁都不敢儿戏。和飞虎队的人在一起时,李全安总觉得他们有讲不完的故事,怎样恶战日机,怎样飞越驼峰……这些故事深深地印在了李全安的脑海里。
这一天,要强行军跨越雪峰山了,置生死于度外的时刻到了。飞机刚在芷江机场降落,李全安他们还没走出机场口,忽然瞥见机场一角搭起一个巨大的帐篷。翻译们正在传说着从美军口里听来的资讯:“第三个又下去了!”第一个是“大胖子”,第二个是“小男孩”,又下去了第三个呀,日本鬼子受得了吗?(胖子与小男孩都是GI们,即美国士兵给两颗原****起的绰号)原来指的是苏联红军100万雄师出动直指日本本土,等于是第三颗原****哩!这才两三天工夫,裕仁天皇就傻眼了,颁下诏书命令日军放下武器,全线投降。他们自己种下的苦果,不得不自己吞下了。
日本鬼子遭到天诛地灭,穷途末路了。今井武夫代表他的天皇陛下率团向中国军队的冷欣将军递交投降书来了。来到了雪峰山脚下的盟军译员们,不但免掉了一战,还倒成了目击日军投降的见证人!接着就接到命令,停止前进,返回昆明,安排遣散。国家能在苦战八年后见到战争烟云的消散,人民能从苦海中挣扎着出来,李全安心里该有多么高兴呀!在去留问题上,他选择了复员,回家去探视爹娘和自己的兄弟。
第一篇翻译作品
1946年,从前线归来的李全安以特许的同等学历赴考的条件考上了北协和南湘雅的湘雅医学院。入学时在路上他看到络绎于途的病人被搀着扶着抬着送进了医院。还没穿上白大褂的他,看着病人的痛苦颤抖,盖多少床被子也无济于事,心里十分难受。病房里爆满,走廊里也全是担架、病床,四处都是哭声。疟疾是绝症吗?
报完到,一天医都还没学,李全安便上学院的图书馆去翻医学杂志,终于找到一篇论疟疾复发顽症的原文医学论文。他的英语虽好,可医学文章却十分难翻译,不但有许多专业用语,还有很多拉丁文。可为了医院里那令人心碎的哭声,他抱着词典译了起来。用了整整两天,一篇五千多字的大文章译出来了。
过了几天,有同学在《中央日报》上看到这篇大家伙,以为是哪个专家、教授写的,一看作者是兰道尔夫,说:“啊,是洋大夫写的。”雅礼人每人都有一个英文名字,李全安便是Randolph(兰道尔夫)。他欣喜十分,却不动声色。他那时便明白了:英语要学了就用,用活了才叫英语。
树欲静而风不止
大学学费比高中还贵上十倍,不是他那个家庭承载得了的,勉强读了两年,他又休学了。家里口儿多,嗷嗷待哺,他看到报上征聘英语老师,这是他的饭碗,他去应聘了,一个学期能拿上五六十担谷,他的母亲逢人便夸她那能干的儿子。
课外他还总和跟他一般大小的学生玩儿在一起,教他们唱《八千里路云和月》、《你这个坏东西》(讽骂旧社会官宦勾结发国难财的人)。教员中的地下党员看在眼里,明在心里。知道他是个保有良知的热血青年。
一晃眼,两年过去了,来了解放军,守纪律,不扰民,他这个见识过战争的人,爱上了这支人民军队。1949年,衡阳还锁在战争的风烟里,他兄弟二人上长沙,投入了军大,穿上了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家里的门上挂着两块“光荣军属”牌子。父母见着这兄弟一对军人也格外高兴。
部队走在南岳街头,从队列里走出来,口令步伐后发令唱歌行进的总是李全安。那歌声,山为之回音,地为之震动。他能文能武,才艺多多,学习结束他被分往政治部队干起笔头工作。
在部队的第二年,他这枝笔开始展露峥嵘,第一部作品《海上风暴》(写海上练兵的)出版了。他的工作也一再受到首长的褒奖,他的前程似旭日东升。
1955年,因为一些政策原因,李全安下到湘潭地区,一个县的文化工作让他搞得有声有色,全地区拔尖,全省有名。他培养的业余作家一拨接着一拨。群众无不夸许:“这个文化馆长是个大知识分子,多才多艺。我们县搭帮他哩。”抢救文化遗产过程中,他深入基层,到处挖掘山歌民歌及尘封已久的曲艺剧目,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四清”、“文革”的风暴一来,李全安成了倒霉蛋,各种罪名扑面而来。战争中当翻译成了为美帝效犬马之劳,抄家时他的一张戴着飞虎队那有大鹰徽的大盖帽照的照片,也成为里通外国、美蒋特务的铁证,立案逐级上报。
“文革”的十年中,李先生受尽了侮辱,背满了罪名,两次被扫地出门,送回原籍劳动改造。一个对待工作认认真真,对得起全县一百万人民群众的文化界领头羊送到农村,贫下中农通情达理,知道他不是那种能干重活的人。可他不劳动哪来吃的呀?一家大小六口人谁养活呀?干点轻活吧,每天提着个箢箕,拿着小钉耙村里村外去捡狗屎、收猪粪。李先生怎么想呢?他在深入最底层的生活,交农民朋友,日后或能写一写农民。他的语言变了,他的思想感情变了。他学会种菜种瓜,学会架梁盖房。北风加上瓢泼大雨,他也和杜工部一样无可奈何地吟唱“茅屋为秋风所破”,冒雨上房加盖茅草,捡漏堵洞。那没有半文工资的四年里,他有一餐没一餐地苦对人生。他就是农民,他熟悉农村的一切,他没有伤感,他心安理得,笑对那残酷的现实。及至他恢复工作,又能拿起笔来写点什么时,这十年浩劫也常来到他笔下。他的笔也更善于白描和直叙了。
2005年8月,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不知道人们怎样获悉李全安先生是少数尚存的一名抗日战士,通知他去参加庆祝大会。老人心想,不去也罢,风平浪静的何必旧事重提,徒增烦恼呢?他没有去,也未作出解释,倒是叫他想起了那张被放进了案卷的飞虎队照片。他去找有关部门想找回照片,却只得到一个答复,说是“文革”中群众冲击公检法,乱套了,已经无法寻找。罢、罢、罢,让记忆慢慢淡去得啦。这个公道不讨也罢。
翻译场中的一匹老马
“文革”打乱的秩序,只能一点一点恢复。写作、翻译,李全安的笔又跃动起来。
1990年,李全安出版了《文学翻译275问》。萧乾先生曾笑问他:“你的《文学翻译275问》为什么不整上个300问、400问呀?”
李全安看稿时喜欢做笔记,天长地久,一清理,居然发现翻译的诸般问题梳成辫子,上升到理论便出来学问了。他的忘年交萧乾先生于是怂恿他写一部译事书。在中南五省的一次翻译工作会上,各省的人也都说这是商务印书馆50年代就想出的书,因为谁也没有这样的资料积累,所以久付阙如。而李先生终于写出了这一部《文学翻译275问》。河南人民出版社知道他与萧老交好,书稿一到手就专程去北京找萧老看稿子,写序言。萧老正生病住院,可他听说是李全安谈翻译的书稿,便坐在病床上拿枕头当桌子写开序了。
书一问世,外语界立马沸腾起来。《世界文学》主编李文俊说:“还早一二十年读到这本书就好了,少走许多弯路呢!”
到今天,李全安已经是个有60年译龄的老译者了,他是翻译场中的一匹老马。杜甫诗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诗人还率直地说:“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李全安笑说自己这个老马级的人,又何必取它能长途跋涉呢,取其识途就行了。正因为如此,只要是对于广大译者有些许益处的译事知识,他既然有,那就点点滴滴提供给大家参考好了。至于人们是否知道他的大名,那就全不在计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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