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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法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法律理论问题得到了日益深入的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没有形成以司法为中心的研究视点。这与我国法律的低实现度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确实，法学家面对司法现实有着说不出的无奈，最好还是做纯理论的研究。可是法学是独特的学科，即使是法理学也不能离开司法的视角。为什么？因为作为法学研究对象的法律现象的焦点在于：法官就是会说话的法律，法院的判决书就是法律，法律帝国的首都就在法院。如果你是法律的摄影师，那么请将镜头聚焦在这里。
作为职业法律工作者，我曾经常遇到一些历时七、八年，审了十几遍的案件。从初审、上诉、发回重审、再上诉、再再审、终审、申诉、再申诉等等，直到最高法院。当事人不断地从败诉到胜诉，又从胜诉到败诉。案件的判决就象翻烧饼一样不断地改，可直到最高法院的改判都从判决书中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理由。不难想象，这种案件的全部参与人，当事人、律师、法官等等，有谁会相信法律在这个案件中体现了尊严。抛开案件的背后是否有黑幕不谈，所有的判决书缺乏司法特有的法律论证是根本原因。沈阳刘涌案件改判引起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华东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海斌在这“一片哗然”中点到了要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判决书？这不仅是刘涌案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是社会对正在进行中的司法改革提出的问题。在走向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的是一份阳光下的判决书，一份有着严密论证、详尽说理的判决书，一份旁征博引、法理透彻的判决书。总之，是一份充分尊重法律精神和人民知情权的判决书。”（《人民网\社会\社会观察》）。当最高法院将刘涌案划上句号的时候，我感到应当开始构思本文，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仍然没有说明和论证再改判的理由。刘涌案究竟应当怎么判，不是没有参加审判的我能妄断的。但我能评论的是，两次改判都没有详细说明理由。辽宁高院的判词是“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情况”及“鉴于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而改判死缓；最高法院的判词是“原二审判决定罪准确，但认定‘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情况’，与再审庭审质证查明的事实不符；原二审判决‘鉴于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刘涌所犯故意伤害罪的量刑予以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纠正。”这些判词让人看得一头雾水：什么是“本案的具体情况”？“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多大？是否不够大？“与再审庭审质证查明的事实不符”是什么意思？是否根本排除了刑讯逼供？“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的理由是什么？刘涌案引起民众的广泛质疑和争议具有司法史上划时代的意义，它至少包含了要求法院能够交出一份“讲理”的判决书。
所谓“讲理”，除了一般含义以外，更主要的是指对于案件事实所应适用的法律进行解释。这种解释不是对抽象法律条文的解释，而是根据个案事实将所适用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活化。对于疑难案件，这种法律解释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十分复杂。但这并不能构成否认司法的客观性和确定性的理由。因为在大量的、一般性的案件中，法律解释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不是一个较大的问题，法律本身是明确的。但在法律有空缺或含混时，法律解释构成疑难问题。这种疑难问题同任何其他学科的难题一样，必须由职业性的专家来解决，而不是不能解决。当然，这种解决不能是主观任意的，它的前提是对法律客观性和确定性的追求，否则法治的价值就不存在了。在法律的疑难问题上，因为解释者的解释方法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尤其是法律解释必须顾及决定他人生死或利益的后果，所以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赞同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当法典默不作声、含混不清或摸棱两可时，法律又如何统摄一切呢？本书通篇表述的是我几年来断断续续、点点滴滴研究所得的一个答案：法律推理是建设性阐释的一种运用，我们的法律存在于对我们整个法律实践的最佳论证之中，存在于对这些法律实践做出尽可能最妥善的叙述之中。根据这一见解，只有当我们确认并区分出政治价值中各种各样而且往往相互竞争的不同方面，识别并辩明复杂的法律判断中交织在一起的不同思路，以求某种阐释经全面考虑总的说比其他任何阐释都能更好地体现法律叙述时，法律论证特有的构成和制约才能显示出来。”
这种判决书中应当具备的特有的法律论证技术是职业法律家经长期法律思维和法律逻辑推理专业训练形成的。美国制宪会议时的著名学者汉密尔顿认为：“法官的职务固定尚有一从其本身应具备的条件出发而产生的理由。常有明智之士论及：浩瀚之法典乃是关系自由政府优点的必然现象。为防止法庭武断，必有严格的法典与先例加以限制，以详细规定法官在各种案情中应采取的判断；由此易见，由人类天生弱点所产生的问题，种类繁多，案例浩如瀚海，必长期刻苦钻研者始能窥其堂奥。”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治实际上就是法律家之治。因为法治将统治权力交给了法律，而法律的运行依靠法律家。韦伯说：“倘若没有有学识的法律专家决定性的参与，不管在什么地方，从来未曾有过某种程度在形式上有所发展的法。”历史已经证明，职业法律家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同法治的历史进程成正相关。这似乎是一个逻辑怪圈，法治是对人治的否定，却本身又必须是法律家之治，即由法律家这样的“人”来治。其实关键在于，法律家是一种经过训练的独特的人，他们所具备的专业技能和理性，不仅使他们要在感情和立场上忠于法律，而且要能够真正理解法律的精神和原则。这样的“人”和人治的“人”是不同的。
有不少人以为，当我们的法官还不具备职业法律家素质的时候，要实现法官独立是可怕的，不仅不能做到司法公正，反而会出现大量法官滥用权力。这种认识只具备表面上的逻辑意义。究竟是等到法官具备了职业素质后再搞法官独立的制度，还是先建立制度才有利于法官职业化的形成？这是一个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不要低估中国人的智慧，也不要低估中国法官的能力。问题在于智慧的用武场所何在？当办案法官根本不需要、也无权为案件负责的时候，谁也不会去努力提高职业素质。他们的精力和才智用于何处，是我们当前在制度上应该考虑的问题，至少要明确方向。
中国的司法改革令人关注。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进行的称之为“审判方式的改革”以来，我们取得了不少进步：主要是避免庭审走过场，加强当事人举证责任，弱化诉讼职权主义，扩大合议庭的权力，提高诉讼效率等等。最重要的是，这些改革使程序公正理念得以悄然兴起。但从司法活动的最终产品----判决（书）来看，可以说司法改革迄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因为判决书的武断无理的状况没有什么改进。以庭审为中心的制度训练了律师的论辩能力；而弱化诉讼职权主义的庭审方式则可以掩盖法官的无能。法官完全可以无视庭审中双方律师的雄辩，因为判决书不需要论理。尽管如此，律师仍然要在法理上下功夫，期望法官能采纳自己的观点。这与美国律师在办案中的方法形成鲜明对照。美国律师只需注重证据，注重如何影响陪审团对案件事实的判断。至于法理则无须长篇大论，因为法官比他们更懂，法官的判决理由往往是长篇大论。
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当然不是一个纯粹的司法领域内部的改革问题，也不仅仅是法学家要研究的课题。许多关键问题涉及整个国家政治制度，也不是朝夕之间可以解决的。例如司法独立及保证独立的配套制度，违宪审查问题，司法行政管理问题，执行制度，司法监督制度，等等。许多具体的制度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改革显得甚为艰难。但也不能认为我们都无事可做，例如将律师资格考试扩大到整个法律职业资格的考试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对于职业法律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再例如，我们能否在判决书的写作（当然不是一个写作问题）上制定一系列的制度，如：最高法院有选择地发布的判例可以有拘束力，建立判决书独立署名制、允许发表不同判决意见，不准回避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和观点，公开发布、点评疑难案件，定期编辑出版优秀判决书文集，等等。我相信，这些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将有效地限制司法的武断和暗箱操作，有效地加强法官的责任和促进法官素质的提高，从而为进一步的司法改革奠定基础。同时我也相信，这些制度是目前完全能够建立和实施的。因为：第一，现行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没有任何一条规定不许判决书“讲理”；第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力是法律赋予的，解释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包括选择典型判例作为有拘束力的司法解释；第三、判决书的独立署名制和同时发表不同意见的做法不违背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审判案件权力的现行法律规定，即权力的行使没有改变，但判决书的署名改变了，谁是什么意见就在什么意见上署名。
我预言，如果说审判方式的改革使得司法领域开始重视程序正义的理念，那么我称之为“判决书制度的改革”将从司法最终产品的角度真正推动中国司法改革。
（题图摄影制作：李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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