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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流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各位早晨好。我作为翻译作品的读者和欣赏者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我是在座很多的翻译著作译者的读者。我在此向这些译者表示感谢。同时，这些翻译作品也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翻译对中国的法律语言产生了哪些影响？中国有句话叫“饮水思源”。这句话是提醒后人铭记前人的恩惠。如果引申发挥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饮水思源还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学者若要有学术上的超越，就应通晓学问演变的过程，不仅知其如此，而且知其何以如此。中国法律家“饮水思源”，就应当想到翻译家的贡献，正是翻译家造就了中国现代法学的知识基础。中国现代法学是一个充满外来语的世界，中国法律家使用的语言只有100年左右的历史。
中国法学的语言环境是一个外来语世界，外来语构成了中国法学的主要常用术语。19世纪末期，大清是按照刚刚翻译成中文的日本法律起草本国法律；在国民政府期间，欧洲大陆国家法律的中文译本主导了法律的创制；在1949-80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实际上都是苏联法学的中文版本。在上一个世纪的最后20年里，大量英文法律、法学著作翻译成中文，中国法律又出现了许多来自英文的外来语。
某些外来语在中国法律里，呈现无限扩张的趋势。例如，“所有制”是一个来自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如今这个词在中国法律里无所不在，法律将中国的企业分成9种所有制，每种所有制都有一个专门的法律规制，所有制还渗透到刑法、民法、破产法、诉讼法等等。“所有制”区分在中国造成了无数谁也说不清楚的法律问题，例如：雇佣几个工人算是私营企业？“集体所有制”和“合作制”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贪污、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为什么必须是在“公有制”机构服务的人员？主管机关用了10多年时间、制定了不计其数的规章去防止“所有制假冒现象”，如：防止私人企业登记为公有制企业，或者相反，可是，法律要搞清企业所有制身份的努力看来是彻底失败了，因为市场参与者早就突破了“所有制”界限而形成了无法纳入“所有制”分类的组合。最近的研究表明，“所有制”是一个错误的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从来没有区分“所有权”和“所有制”。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误译治国”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现象。
另一个通用的外来语是“权利”。根据王建博士的考证，“权利”一词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在1864年创造的一个术语——他在翻译HENRY WHEATON的著作“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时候，首次把英文“right”、“privilege”、
“power”、“authority”这些词翻译为“权”、“权利”。更重要的是，丁韪良采用了中国法学界如今经常使用的一种构词方法，这就是以“权”为后缀，造就众多的、偏正结构的合成词，诸如：“自主之权”（sovereignty）、“私权”(private right)、“专权”（exclusive power）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现代法学，以“权”字作为后缀的合成词不断增加，例如“物权”、“债权”、“人身权”、“名誉权”、“姓名权”……..。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当原告主张自己应当得到赔偿的时候，他是否要向法院说明自己的哪一项权利受到了侵犯？法院是否只保护受到写进法律的权利？法律关于权利的分类是否可以穷尽所有的权利？最近发生的一些案件告诉我们：权利必须有法定名称、权利必须纳入法定分类的思维可能造成限制受害者获得救济的障碍。例如，火车在到站的时候关闭厕所，给一位妇女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和痛苦，于是她控告铁路当局。可是，她无法说明自己的什么权利受到了侵害，法院判决她败诉。另一个妇女的嘴唇在交通事故中受到损伤，她主张自己和丈夫的“亲吻权”受到了损害，要求被告赔偿，法院说法律并没有规定“亲吻权”。
中国法律充满了多元化的外来语。在1999年颁布的新合同法里，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德文、拉丁文和英文的外来语混合在一起，诸如：“无权处分”、“同时履行抗辩”、“不安抗辩”、“代位权”、“撤销权”等等。这些外来语使中国法律呈现开放性，但是，也给法律解释造成了困难——法官只有精通几种语言，才有能力去解释这些语词的意思，才能领悟这些语词表达的规则；法学教授必须知道这些语词在法律出口国的含义，才有可能向学生交代清楚这些语词的来历。然而，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职业人士都无法普遍具备的能力。另一方面，外来语恰恰造成了中国法律的翻译困难，例如：中国民法学中的许多词汇来自德文，而中国民法学家又很少学德文，因此，当一个中国民法学家和德国民法学家交流的时候，他无法将一个来自德文的外来语翻译成德文，必须有一个通晓德文、中文、中国民法和德国民法的翻译在场，才有可能进行有效的交流。但是，这样的翻译恐怕很难寻找。
最近，司法部的刘武俊先生撰文，批评中国的法律语言的洋泾浜倾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现代中文将中西混杂语言称为“洋泾浜”，其实，洋泾浜是外国在上海取得租界之后出现的地名，就是现在的延安东路一带。在上海有洋泾浜之前，混杂语言就已经在广东、福建、台湾沿海流行了将近200年。与洋泾浜对应的英文词汇是 “pidgins”，据说早期的广东商人将英文“business”读成“pidgins”，所以，“pidgins”被认为是中西之间通用的最早的商业语言。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洋泾浜早已被接受而成为正宗的语言，例如：“long time not see”(好久不见)；有些洋泾浜词汇已经在中国消失，而在英语国家流行，例如：“ chop-chop”(筷子的英文是chopsticks, 故“chop-chop”表达的意思是“快，快” )；还有一些洋泾浜词汇则深入中国方言而见怪不怪，并且大大增加了中文的词汇量，例如：“小蜜”（小MISS，如今引申为有权有势者的情妇）、“门槛精（MONKEY精，精明、工于算计）”、“戆大（GANDER，傻瓜、糊涂虫，引申为受骗者，现被北方人读若‘港都’）、“混枪势”（混CHANCE，混机会，引申为浑水摸鱼）等等。其实，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早期交流都是洋泾浜，洋泾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语言接触。例如：我们第一次到一个陌生国家旅游，只有洋泾浜能帮助我们和当地的人进行交流。说到翻译的源头，那么，中西文翻译无可争议的源头就是洋泾浜，而把洋泾浜限制在合理范围之内的也是后起的翻译——长期接触产生了专业化的翻译，洋泾浜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我以为，洋泾浜是一种自生自灭的语言现象，不必担心，也无须指责。但是，如果几代人都讲洋泾浜，就会成为问题。在语言学词汇里，有一个术语专门用来指称从洋泾浜语言演变而来的本地语言，叫做克里奥语言（CREOLES）。这是一种杂交语言，既不是外国语言，也不是本地语言，而是多种语言杂交之后的第二代语言。海地、马来西亚和夏威夷是克里奥语流行的地区。克里奥语面临的问题是，讲克里奥语的人和外界交流范围缩小了，和外界交流的困难增加了。因为，只有那些既精通克里奥语，又精通构成克里奥语基础语言的人，才能将克里奥语翻译成外界可以理解的语言。中国不可能出现克里奥语，这是只有在殖民地才会发生的现象，而殖民地的历史已经结束了。但是，在一个外来语占主导地位的行业，行业语言确实可能出现克里奥倾向，其结果是语言的通用范围大大缩小，语言的通译性大大降低。在当今的中国法学著作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众多的克里奥语言现象。下面请各位耐心听我念一小段文章，“……”
像这样的语言，能看懂的人不多，能把它翻译出来的人更少。好，谢谢各位。
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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