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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语言的言语行为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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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范铸
（华东师范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上海 200062）
任何学术研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某种范式，任何研究范式都是对象、目的、和方法的统一，中国法律语言研究亦然。
我国的法律语言研究已经有不少论著，但在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上依然缺乏自觉的深入的讨论：
中国法律语言研究是最主要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的法律的语言的问题”，这大概不会有人反对，那么，任何研究都要明确自己的问题，则，中国法律语言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哪些是“法律语言”的问题，哪些只是“语言”的问题，哪些只是“法律”的问题，哪些才是“法律语言”的问题？在“法律语言”的问题中，哪些是“中国法律语言”的问题？在中国法律语言问题中，哪些是构成性的问题，哪些是选择性的问题？ ――任何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方法和技术性路线，则，法律语言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法律语言研究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首先，就必须思考中国法律语言研究的对象和目的，亦即思考：什么是“法律语言”？为什么要研究“法律语言”？
一 什么是法律语言
什么是法律语言？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事情。其实不然。
在日常经验的层面，所谓法律语言当然就是法律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但是，我们一旦试图对其加以分析，就产生了如何进一步定义的问题。
在语言学尤其是社会语言学中，法律语言一般是被看作是语言的一个功能变体，或者说是一个语域。所谓“语域” ，在语言学一般观念中就是“指按其使用情景定义的语言变体，例如有科技英语、宗教英语、正式英语等等。”而所谓“变体”，就是“指任何一个语言表达系统，其用法受情景变项的支配” [1] 根据这一认识，法律语言就是包含有各种要素的标准的语言系统，由于语境的具体化，一部分要素需要使用，而另一些要素则被悬置后产生的一个功能性的小系统。从语言到语域，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思路。根据这一思路，就很容易形成从对整个语言的认识出发，到具体语域中寻找来哪些特征比较丰富的工作路径。
但是，我们都知道：言语行为是一切语言现象的根本起点，也是一切语言学研究的根本起点。言语行为在发生学上应该先于语言系统。就此而言。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把语域看作是具体的言语行为不断抽象后（删减）的结果。如果是这样，那么，语域就可以说是言语行为的类聚系统。从言语行为到语域，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思路，根据这一思路，就比较容易形成具体言语行为中哪些能够抽象为语言规律的工作路径。也许，更准确的说：语域既是语言体系的功能变体，也是言语行为的类聚系统。由此，法律语言应该既是全民语言的一种功能变体，更应该是具体的法律言语行为的类聚系统。而具体的研究究竟是应该从语言出发还是从言语行为出发，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研究目的。即，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法律语言？
二 中国法律语言研究的目的
法律语言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法律语言？这一问题其实与我们为什么研究语言的问题密切相关。
我们以为：一切对具体语言现象的研究，目的大致都可以分别归入这样两类：
—— 一是为了说明抽象的“语言”体系，为了证明语言学理论，或者说是为了证明基于整体语言的语言学理论而进行语言学研究；
—— 一是为了生活，为了解决语言生活中的问题，而用语言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方法去研究。
由此而论，中国法律语言的研究目的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用法律语域中的语言材料去证明、补充乃至调整语言学的理论；一是用语言学乃至其它一切可以运用的相关理论资源，去解决法律语域中的语言生活问题。
陆俭明先生在为《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曾经发人深省地谈到：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朱德熙先生家里曾见到过一本由北京政法学院老师编写的内部印刷的《关于司法文书中的语法修辞问题》，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一本谈论法律语言问题的书。不过严格说，这还算不上真正的法律语言研究成果”
为何谈的是“法律语言”，却不能成为“真正的法律语言研究成果”，陆俭明先生的依据就是：“因为那本书主要的还不是用语言学知识来分析、说明、研究法律语言所特有的语言现象，主要的还是用法律文书中的实例来说明汉语语法修辞规律。”[2]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导出：一种语域的研究，“为理论语言学提供例证”固然是有价值的，但直接为语言生活服务才是根本的。对于中国法律语言研究来说，直接关注法律语域中的语言运用问题，直接为法律行为中的语言交际问题提供解释模型才是“真正的法律语言研究”。中国法律语言研究的首要目的应该就是提高中国的法律语言生活的质量，就是为帮助法律语言的说话者更有效地说话，帮助法律言语行为的听话者更有效地听话。于是，我们就应该从法律语言生活出发，而且是从中国的法律语言生活出发，去研究其中在语言上有什么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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