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道森
● 法律规范运用语言，讲究鲜明、简洁、有力、准确
我国立法语言使用“可以”、“应当”、“必须”这类词频率极高。据笔者对近几年医疗卫生以及医药管理的4个立法文本的检索发现：《职业病防治法》使用“可以”8处、“应当”78处、“必须”5处；《药品管理法》使用“可以”14处、“应当”28处、“必须”54处；《药品管理实施条例》使用“可以”19处、“应当”86处、“必须”19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使用“可以”19处、“应当”49处。
法律规范运用语言讲究鲜明、有力、准确，要对“假定”事项作出“处理”或“制裁”表述，往往采用陈述或祈使语气，较多地使用“可以”、“应当”或“必须”在所难免。然而，使用这些词务必准确、有度。如果过多地使用甚至滥用这些词，就会“以辞害义”，表义不昭然、不严密，也影响法律语言的简洁与美感。
“可以”、“应当”、“必须”都兼属能愿动词（也叫助动词）和副词，一般是在动词或形容词前面，起到某种修饰作用。在遣词组句中，多以副词身分充当状语，表示强调语气或起到关联作用；有时又以能愿动词身分单独充当谓语，不可或缺。这些是“可以”、“应当”或“必须”的静态之语法特点。而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物质的表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词语的存在方式取决于变化的语言环境。语言的运用是为了表现思想，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说：“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唐代韩愈也说：“文以载道。”这些古训告诫我们，词语运用要根据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的需要，不能随意，更不能“以辞害义。”
立法语言使用“可以”、“应当”或“必须”是为表达法律规范服务的，该用则用。如果可有可无，甚至用上了反而会影响表义，则一律不予使用。例如：
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的，上级行政机关应当责令其受理；必要时，上级行政机关也可以直接受理。”（《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
这里的“应当”和“可以”都是作能愿动词用的。如果不用则表义不清楚，不能表达法律规范的本来意义，所以应该使用。
②“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应当由参与诊断的医师共同签署，并经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审核盖章。”（《职业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条）
这里的“应当”作副词用，修饰动词“由”，表示强调。法律规范是对权利义务的明确划定，其语言表述也应该直白、昭然、干脆、有力，用不着以“应当”加以强调。试将这个“应当”删除，并不影响所规范内容的明确性与肯定性；倒是使用了“应当”，反而语义不够明确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是“假定”事项，“由参与诊断的医师共同签署”和“经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审核盖章”，是“处理”的两项同等的要式规则。前项“处理”使用“应当”加以强调，后项“处理”未使用“应当”，则容易让人产生“厚”此“薄”彼的心理疑问。
还须指出，“可以”和“应当”、“必须”的表达是有区别的。“可以”具有或然性，即可以那样做，有选择的余地。如例①表述的“上级行政机关也可以直接受理”，就意味着行政复议中申请按正常程序应该是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的”“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即使出现了“必要”情况，上级行政机关是“直接受理”，还是“责令”行政复议机关“受理”，仍然有选择的余地。如果将这里的“（也）可以”换成“应当”或“必须”，则不具有或然性，即只能由上级行政机关“直接受理”，而不能由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可见，“可以”和“应当”或“必须”不能随便互换。
世界历史上曾有两国双边条约中将“可以”换成“必须”而引发一场战争的教训。1889年，埃塞俄比亚为了防范他国的侵犯，与意大利签订了《乌查里条约》，其第十七条称：“埃塞俄比亚万里之王陛下在与其他列强或政府所发生的一切交涉中，可以借助于意大利国王陛下的政府。”而此条约的意大利文本中将“可以”写成了“必须”。条约生效后，意大利通过国际传媒宣传：“埃塞俄比亚从今日开始受意大利庇护。”埃国为自尊心受到伤害而宣布废除这一条约，此后爆发了意、埃之战。埃国的教训在于事先未觉察“可以”与“必须”一词之差。“可以借助”意味着不一定“借助”，得由埃方决定；而“必须借助”则没有或然性，决定权在意方。
而今，“可以”、“应当”或“必须”的“官化”现象不可小视。有的为官者修炼得很“沉稳”，表态“留有余地”，凡是倾向同意的事情都用“可以”，终究如何办理则不一定了。有的为官者为表现其“权威”与“果断”，对于支持或者反对的事情，都一律以“应当”或“必须”加以强调。如此绝对化的“表态”也不会“说到做到”，事事兑现的。我以为，如引“官话”还是不要带到立法语言中来为好。
责任编辑:佟海晴
原作者：王道森
来 源：法制日报（01-31 10:05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