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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中国入世，随即拿到了《中国入世议定书》的英、法、西班牙文版本。按规定——一种麻烦的、于中国人特别不方便的规定，此后任何交涉，从握手言欢酒酣耳热的到不得不撕破脸皮对簿公堂的，都只能以这些外文原本上的说法为准。虽说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许多公务人员、私企老板职工以及方方面面的评说者都急切等待汉译本出版发行：这议定书到底定下了些什么啊！他们不识得外文，却必须和外国商贾外国官家直接间接做买卖打交道，他们需要尽快知晓。翻译者于是现身说法，在跨民族跨语言的市场经济中突出发挥或沟通或误导的作用，而出版商则面临巨大的商机，大可一搏或正或负的效益——报纸上议论过，这可是发行量当以数十万计的出版物啊。正是在这样的热烈期待气氛中，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汉译本于12月19日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上架出售。对读者，可谓及时雨；就商家言之，快销热销当然是一大快事。
然而，据12月20日《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这个中文译本竟然“错误层出、引发概念混淆”，例如误“招标”为“投标”，误“统括保单”为“万能保险”，误“价格控制”为“价格管制”，误“食物”为“谷物”；外加译名前后不一，例如时而“司法审议”，时而“司法审查”，如此等等。
译本和原文，笔者两俱未见，但以为这些指摘应当是可信的。不仅具体的指摘出自知情的内行（经贸部WTO司一位主管入世文件翻译的官员），而且翻译的评价有一个当然的便利条件：说对说错，都有中外文本白纸黑字可资对照；对的抹不掉，错的赖不了；干这一行的明白这一条，就不会信口开河。看来，上海方面的这个译本发生了重大失误。
何以如此呢？报道之外，《北京青年报》在“今日社评”中指出，是因为急于在市场上“抢占先机”，以至于“萝卜快了不洗泥”。“社评”尤其针对该书“出版说明”中预设的解释提出疑问：既然这个译本“‘只是参考译文’，读者‘参考’之后还得‘以国家向全社会公布的中文版内容为准’，”然则读者掏钱买它又有何用？30年代胡适就批评过中国人的“差不多”主义，七十年过去了，怎么可以依然故我？
笔者同意这些批评，但以为当代翻译界的问题大矣，如要真正求得解决，必须深追一步，追寻其社会根源。
面对层出不穷的贪污案件，近些年来的社会舆论逐渐提出一个问题：形形色色的贪污犯，其中多人早有劣迹；有关的组织部门何以失察或竟然不察，把他们放到这样那样的岗位上、赋予他们这样那样可资滥用的权力？在各自的岗位上，这些人奢侈糜烂，挥金如土，花费远远超出公职收入，旁人一看便知其中必有问题，而主管单位和监察部门竟然不知不觉，举报者有时反遭报复，终至养痈遗患。如何根绝贪污，这些情况可以给我们启发。
贪污是犯罪，误译不过是过失，确实不可相提并论。但有相通之处：其一，二十多年来许多译本之不堪卒读表明，有关的译者无论在知识能力或工作态度上都是有问题的，然则出版单位何以委以重任？其二，任何翻译，即或并非《议定书》那样的文件，都应有译、校、终审和通读这几道工序，以求保证对作者、原文和读者的三忠于；如果是多人分头翻译，最后必须有人统一文字风格，尤其是统一术语。为了做到后一条，必须不断组织哪怕只是简短的讨论、定期编发中外文对照的术语表。在过去，这就必须大量制作卡片，琐碎烦难。如今有了电脑，排序和改错都无非举手之劳，然则何以会弄得前言不对后语？
《议定书》上海版的责任编辑说，“出版社请的翻译都是经验丰富并具备一定涉外法律知识的专家，因此书的准确性‘在大的方面不会有出入’。”经济学和法学，我近于一无所知，但偶然听说过一个英文术语：insurable value，据此得知，各种价值有可保险和不可保险的区别，这其实也是常识。然则即使不明白“统括保单”为何物，也知道不能作“万能保险”，因为世间根本不存在万能的保险这种东西。把这样的概念放到译本里，会产生什么样的误导？而由于出现了诸如此类的误译，便知道即使所聘请的翻译者确如责任编辑所言，翻译工作本身的组织与过程必然违背常规。
但即使是用人不当、组织工作不规范，也还不是事情的根源。上面我说过，当代的翻译界问题大矣，这里只提一条：付给翻译者和有关编辑的报酬过低，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根本即价值规律，而这并不是唯独哪一家出版社的事，上海人民出版社无非适逢其会。就我所知，社会上有一种误识，把翻译视若无物，是一种既不需要多少才能、也不必付出多少劳动的工作。所以出版者会以极低的代价接受、鼓励以至组织滥芋充数的“译著”；而译稿送到编辑部之后，又没有以相应代价聘来的编辑作严格的审核，后果便不堪深究。我在别一篇文章里引过王则柯教授的一句话，他说，在北京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每月大约需要5000人民币。王是经济学家，这话是可信的。据此我想问：在出版部门看来，合乎条件的译者提供合乎质量要求的译文，每天能出多少字？千字译费应是多少元，才能达到每月（22个工作日）5000元的收入而保证其体面的生活？而你们现在的稿酬标准如何？类此，你们的编辑人员的月薪如何？工作质量和工资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你不保证人家的体面生活，又从何保证出版物亦即你们自身的体面？
提高稿酬和薪给，当然就提高成本。有的出版社会说出不起。是否出不起我不知道，也不评说。但我有一问：翻译的书出来了，误译也出来了，书于是乎卖不出去。那合算么，哪怕仅仅从商业角度着眼？
对翻译者，我也有一句提醒：原著涉及自己不了解的专业的，认为稿酬过低的，以及自己没有充分时间应对的，你都有充分的权利拒绝翻译。而如果你接受下来，那么，无论条件如何，你都只能全力以赴，而不能说稿酬既然不体面，译文也就可以不体面。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已经是译德，但又不止于译德：译文失误过多，翻译者还能体面么，哪怕每月有足够的收入作为保证？
中国终于入世了，人们纷纷论说对世界开放的市场会对各行各业产生什么影响，关键的一问是物价会走高还是走低。譬如说，有的文章认为轿车不会降价，要降么也不会多，劝人们不要“持币观望”，读来不免觉得有趣；在我看来，竞争增加而垄断（尤其是地方上的）减少，你不降他降，你说价钱走高还是走低？至于翻译这一行，我看是会兴旺的。跟外国人做买卖，千家万户来来往往都得过这座桥。但与此同时，对翻译的要求也必定提得很高。生意上的事可不像看闲书，因一词之误而错签合同，是可以闹出大事来的，那损失有可能比数以万计的书无法销售更大。
错就是错，我无意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开脱。但认为出版物误译过多绝不是个别现象；甚至，他们也不是其中之尤甚者。但问题既然已经提出来了，那就应当以此为鉴戒，大家都来接受教训而不要等到出了更大的乱子才觉得需要后悔。
来源：秋阳译虎之译界
http://www.qiuyang.com/translation/index-1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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