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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荣
日前，昆明市检察机关全面推行司法文书改革，要求起诉书的表述方式、表述内容使用“法言法语”。什么是“法言法语”，什么样的“法言法语”才能展示司法公正，推进法制文明？对此，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李贵连教授。
记者：现在，我国大力提倡改革司法文书，要求纯洁“法言法语”，强调对司法程序的遵循和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能否请您谈谈什么是“法言法语”？
李贵连：“法言法语”即“法”字后面的“言”和“语”，或者说“语言”，是法学思想交流的工具。为使交流准确、便利，各学科都有自己的语言，如“计算机语言”等等，这些“语言”都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法言法语”也一样，它是法律领域中的专用语，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法律职业者执行法律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等。“法言法语”文明不文明，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法律完善不完善，司法程序公正不公正。
记者：为什么要纯洁“法言法语”？实践中又怎么纯洁“法言法语”呢？
李贵连：“法言法语”作为司法文书的外在形式，它的改革、纯洁必然带来司法文书内容的改革和纯洁，这将使司法文书的说理性更强，法制文明度也越来越高。现在，我们大力提倡纯洁“法言法语”，主要是希望法律法规本身能用语准确、逻辑严密、内容与形式俱佳，法律职业者在遵守和操作时，也能遵循司法理念和法治精神，用“法言法语”解决法律问题。
纯洁“法言法语”应当靠两方面的力量来完成，一是法律职业者自身要彻底消除阶级斗争观念，树立公民人格平等的思想。在这样的基础上，同时提高专业素质，致力于语言修养的提高；二是其他人也要关心法律职业者所做的工作，监督帮助“法言法语”的文明创建和使用。要认真学习和研究我国法制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各时期“法言法语”的特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遵循法治理念，对“法言法语”进行规范、清理，尤其是要与世界接轨，把“法言法语”建设成“准确的语言”、“纯净的语言”。只有“法言法语”规范了，判决书事实清楚了、证据确凿了，法制文明才会更健全更民主，这也是法治的关键。
记者：刚才您提到，“法言法语”越纯洁法制文明度越高，您觉得这两者有什么内在关系吗？
李贵连：法制文明是相对于法制野蛮、专制和不讲道理而言的。有什么样的法制文明就有什么样的法律语言。我国的“法言法语”和中华法制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代法制建筑在古代中国社会哲学的基础上，礼法结合，儒家伦理渗透法律，形成了中华法制文明的内涵。这时期，立法中的“法言法语”文字简洁、结构严谨，但是判词（特别是宋、明以后的判词）语言，显示出来的不是文人的浪漫，便是官吏的专断，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法制文明也因循守旧，发展迟缓。
直到清朝末年，随着西方法文化的输入，中华法制走向近代化，先后制定了《大清新刑律》、《民律》、《商律》等一系列新法，西方的“法言法语”也被系统地引进到中国。随着法学教育的展开，从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一年起，当时的法官（推事）、检察官和律师等制作的法律文书，已经不同于过去，完全是西方化（主要是大陆法）的法律文书。例如，关于财产的民事判决书就已有主文、各方当事人呈诉事实和判决理由三部分，叙述实在、结构严谨。
记者：您认为哪些“法言法语”是不文明的？
李贵连：古代社会是专制社会，没有“人格”一说。由于没有人格的平等，专制官吏是以“君子”的姿态来治理“小人”的。因此，他们对待“小人”，特别是对待犯法的“野人”，判词中经常使用专横、鄙视，甚至辱骂式政治语言。例如清朝末年，李鸿章“乘机抢火之妙判”里“恣意取物者，此属蛇蝎为心，比盗尤甚”之语，其“蛇蝎为心”当属现今许多司法文书中的“丧心病狂”、“狗急跳墙”等不文明用语，实不可取。相比较而言，我个人觉得民国初年的判决书是很值得学习的，既说理透彻、论证严谨，法理气息也很浓郁，让人心服口服。
记者：这次，昆明市检察机关全面推行司法文书改革，要求起诉书的表述方式、表述内容使用“法言法语”，强调展示司法程序的公正，社会各界对此反响强烈。能否请您谈谈对此事的看法？
李贵连：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学一度出现断层，不仅法律体系本身跟不上，法制研究、法制文明等也陷入窘境。20世纪70年代法院和检察院先后恢复重建，各种法律法规也日臻完善，但司法文书却一直受文革期间阶级斗争的影响，执法者容易感情用事，体现在司法文书中，就是爱用主观色彩强烈的形容词和副词，比如描述某人“狗急跳墙”、“窜入”等等，或者对案件事实、侦破经过等一笔带过。这都是不符合法治理念的。司法文书终于开始改革，这表明中国的司法程序公开和裁决公正不再是梦想，它和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在全国首次实行审判公开、1999年又率先实行司法文书公开一样，让人呼吸到了司法“透明”的空气。
来源：珞珈理论法学网
http://www.riel.whu.edu.cn/juris/show.asp?ID=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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