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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梦

只有在面临困境的时候，我们才会谈及 “ 出路 ” 的问题。 “ 柳暗花明 ” 的突兀和惊喜，要有 “ 山穷水尽 ” 的比照。 “ 上穷碧落下黄泉 ” 的求索，固然可敬，其实也不过是对 “ 两处茫茫皆不见 ” 的不死心。 

年轻的法律人所面临的困境，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法律毕业生，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法院、检察院的门槛高，律师事务所倒是正途，可一入伙就要案源，要创收，据说有的地方实习律师不但不赚钱，还要倒贴 “ 实习费 ” 。 “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 而 “ 不改其乐 ” 的颜回精神，也不是每个人都学得来的。于是进公司法务部做 in-house 律师，或者进外国律师办事处做中国法律顾问，要么干脆改行。 

还有一途，就是继续深造，延期毕业。据我的一个小师妹说，教育部正商讨在 “ 博士 ” 之后，增加 “ 壮士 ” ， “ 斗士 ” 及 “ 烈士 ” 等诸学位，以满足此类需求。 

这种困境在中国出现，太过 “ 早熟 ” 。专职律师的数量与人口根本不成比例；公检法人员的素质急待提高；恢复高考至今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将 “ 法治 ” 二字写入宪法，也就是几年前的事； WTO 才刚刚加入。正是用人之际，法律人才似乎就已经供过于求了。 

情形如此，不免令人感叹前路的渺茫。感慨一发，已是暮色可掬。法律人成了断肠人， “ 上下求索 ” 的豪情，变为 “ 断肠人在天涯 ” 的无奈。 

可细想起来，困境和出路的感慨，似乎发得有些草率。 

大学毕业生本来找工作就难。万事开头难嘛。国内难，国外也难。学 MBA 、 IT 、生物工程这样热门的行业，也都面临着就业的压力。 

就业问题，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不单单是专与学法律的过不去。我与澳洲、美国和欧洲的学生聊天，他们也都为就业苦恼，往往发出几十封求职信，无一成功。好的工作，如大型事务所，政府公务员，法官助理等，一个职位，有几十人，上百人申请，简历一个比一个好，能有面试的机会，大家就觉得很了不起了。有的同学，提前一年就开始张罗，等到毕业，还是没有着落。前些日子，读了一篇文章，说 80 年代，西方法律市场出现了一个高速成长期， 90 年代后期，开始有低落的迹象。以前在美国、英国工作的澳洲律师，都纷纷回国，寻求出路；为了降低成本，各大律师事务所也在裁人，望法律毕业生不要期望过高，云云。中国法治建设刚刚起步，尚属小儿科，当然更不能有什么奢求。 

另外，找到工作，不等于找到一份 “ 满意 ” 的工作。以金钱论，除少数幸运儿外，很少有人一出校门就能拿高薪，多数人甚至连 “ 中薪 ” 都拿不到。以理想论，无论多么高妙，都要一步一步走，刚入社会，便可实践其理想的 “ 英雄 ” 不多。 

以冷梦为例，刚入道时，主任很和蔼可亲地对我说： “ 在别的所实践，都要收实习费，我看你是个人才，实习费不但全免，而且每个月还发给你 200 块钱的生活补助。你都这么大了，不能总向父母伸手要钱 ” 。 

当时，我被感动得差点没哭出声。就这样，做了七个月，收入共计 1400 元，另加过年红包 50 元整。出门办事不敢打的，不管多远都骑自行车。一次，去法院送律师报告，那天下雪，风又大，在路上摔了一跤，险些丧命。后来，自己开所，每次让实习的孩子去法院，都事先给打的费。都是穷人过来的，知道其中的辛酸苦辣。 

实习期还没满，与主任会见当事人，记录做得不全，被主任臭骂了一顿，年轻气盛，一赌气就辞职了。又托人找了另一家事务所。该所是原司法局法律服务处改制的，在法院旁边开了一个小门脸，小到一几二凳，便无下脚之处。 

该所主任倒是非常关心年轻律师的成长，让我负责法律咨询工作。虽然没有生活补助，但是所得咨询费，我与事务所四六分成。一般做一个咨询 10 至 15 元，****诉状 30 元。下班之前，都要算一下当日的收入。因此，对于一个二位整数与 6 的乘机，至今还算得相当准确：毛收入为 50 ，我的净收入便是 30 ；毛收入为 80 ，净收入是 48 。以此类推。毛收入为三位数的机会不多，若有，便起与朋友饮酒之心，于学佛者不利。 

但事务所有位中年女律师，对于我的职位非常之嫉妒，与主任争执了几次，无果，便爱屋及乌地憎恨起我来。比如我在所里唯一的电脑上打诉状，她会很敬业地对我说： “ 小冷，你走开，我要用电脑。 ” 我口拙，不会与人吵架。忍了几次，见此女无 “ 立地成佛 ” 的可能，便提出辞职。主任正愁无法解决我与该律师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便顺水推舟地应允了。 

第三家事务所，每月发 500 元基本工资，包括一切跑腿打杂的工作。如有创收，与主任 5/5 分成。我没业务，在所里读书，学英语。主任说： “ 我这儿又不是图书馆，再不找业务， 500 块钱就不发了。 ” 找上门的业务不多，便按报纸上的年检公告的地址，给各企业发信，往往发 50 封信，有一两个回复的。可回复的业务，又多被主任和老律师所接，当然是从爱护我的角度出发，怕我处理不了。只有一些需要用英语处理的案件，别人办不了，便将锻炼的机会，无私地让给我。 

我的烟瘾大，主任是个曾经去过欧洲旅行的学院派律师，对禁止在办公室抽烟的国际惯例，有独到的理解。几次半夜在办公室加班，忍不住抽烟，虽经细密的处理，转天还是被主任敏感的鼻子发现。从此不再理我。自知无趣，便第三次辞职。辞职前，主任特地把我的律师证留下，以减少我在 “ 外面 ” 招摇撞骗的机会。这是对社会负责表现，我自然欣然接受。 

这街上逛荡了一些日子，有个朋友的朋友，介绍我去另一家涉外律师事务所。该所创始人据说经过非凡的努力，终于成为了一个不是中国人的人了。一边身在海外为中国人增光，或替外国律师改写英文合同，一边毅然回国办所，报效祖国，自然不能两全。因此，只能留下一个爱打麻将的亲戚在所里打理法律事务。此时，我的工资升为 1000 元一个月。该亲戚没学过法律，但深谙 “ 食色性也 ” 之自然法则，而且丝毫不予抵抗。我几次试图向其传授 “ 白骨观 ” 的佛法，均因其对任何超出感官世界的思想嗤之以鼻的态度而作罢。于是所里便有了一个年轻的女秘书。于是我这个中国小律师便有了三个法律意义和习俗意义上的上级：不是中国人的事务所创始人，是中国人的该创始人的亲戚极其秘书。开始，我将一个以前客户带过来做，但终因三位领导的法律思想不统一，而逐渐转入地下，就是所谓的接 “ 私活儿 ” 。当然，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看来我天生不是给人打工的命，折腾了四家律师之后，有两个开公司的朋友知道我有自己开所之心，承诺给予应有的支持。这样纠集了几个律师，筹了 10 万块钱，开了一家自己的事务所。开所的钱还得差不多了，就忙活着出国，把所留给了合伙人。明年毕业，再回去，一切又要重头再来。 

但也许是因为有了以上的经历，面对回国重来，心里格外平静。其实做律师跟开理发店没什么区别。刚开张，没生意，就收费低点儿，男女老少的活都做做，因为你没有选择嘛。慢慢的生意多了，自己的手艺也提高了，再把价儿涨起来，根据自己的兴趣定个大概的专业。 

当然，除了赚点钱糊口之外，理想一直还在心里，对马丁路德金的讲演录音，《勇敢的心》最后那一声 ”Freedom……” ，还是会激动不以。法律之外，还会读一点经济学，历史，儒道和佛教。总隐隐地觉得在某时某地，历史会让我站出来说点什么，总害怕到时候哑口无言。觉得特别疲惫的时候，还会想到 “ 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 这样的话。但慢慢地学会了与理想和平相处，知道，命运让你说话的时候，你不说都不行；不让你说的时候，说了也白说。当然，这个认识过程，还是很痛苦的。 

其实，求职和谋生的艰难，大家即使现在没有经历，以后也必然碰到，就是佛教所说的人生八苦之一的 “ 求不得 ” 苦吧。在这样的一种不安定的世界里，每个人的前途都不确定，都很渺茫。也算不得穷途末路的困境。 

做为人，让我选择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还是现在，即使在毛时代没有政治运动，没有社会动乱，完全按照马克思描述的社会主义蓝图运作，我还是会选择生活在现在。所有的选择，都要有个取舍，在经济学上称为 “trade-off” ，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就意味着放弃。现在我选择写这个帖子，同时也就是放弃了看电视或在月光下在海边散步的机会。同理，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决定工资和社会保障，固然没有求职和谋生的压力，但也剥离了人选择的自由。当某种东西强大到能给予你所想要的一切的时候，它也就有能力剥夺你所拥有的一切。当然，选择自由，就要有勇气承担自由选择的后果，其中就包括就业和谋生的压力。 

同时，做为律师，如果让我选择在中国执业或在澳洲执业，我选择中国。抛却爱国主义的高调不谈，单从职业发展的角度讲，澳洲法律很健全，健全到烦琐的地步，法律的问题，已渐渐变成了技术性问题。一个杀人案件的争论焦点，会集中在 “ 垃圾箱里的垃圾，在没倒入垃圾车之前，是否属于私人财产 ” 的问题上。一部公司法， 1300 多条，新加入的条款，在原来序号的基础上编号。如在 592 款下，加入 592A ， 592B ；在 592A 下，再加入 592AA ， 592AB 。 2001 的刚订立的联邦公司法，到了 2003 年，竞有 588FDA 这样的条款编号。不仅如此，除了复杂无比的公司立法之外，以前英国和澳洲的普通法和衡平法依然适用。基本上，没人确切地知道 ”what’s going on here” 。中国法律的不健全，就更有法律人自由选择和表达的空间。法律的不健全，有如乱世，乱世是出英雄的年代。我们这些法律人要做的，远远超出了寻章摘句的技术性范畴。 

当然，就业和谋生的压力，确实有体制的原因，法律调整的匮乏和不足，自然要有行政权力的介入。但这种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是在渐渐瓦解之中。入世的条件之一，就要求成员国建立一个独立的，不受行政权力干涉的司法体系。虽然，这个过程进展缓慢，但这确实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在立法，司法、法律服务、法律教学等各种领域，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不会萎缩，只能逐渐增长。这是我对中国法律的信心。 

在一个巫术盛行的社会里，医生当然难以立足。但只要有真正能够治病救人的医生出现，慢慢的就会淘汰骗人钱财的巫婆神汉。如果法律 “ 人才 ” 不出来搞法律，那只能让法律 “ 庸才 “ 跳梁。于是，真正的人才只能感慨怀才不遇了。 

冷梦毕业，一晃十年了，校友们已经在网上张罗这十年聚会的事。十年里，看到很多人事的沉浮，自己的和别人的。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在一个行业里做出点眉目的人，往往不是什么聪明人，而是那些坚持做下去的人。个中的道理也许很简单，机会不好或情势不妙的时候，聪明人都纷纷离去，当机会再次来临的时候，自然光顾那些坚持下去的人。说到年轻法律人的出路问题，或许在此地。 

☆ 小知识：西方法理学上的一则经典的案例 

一个由四人组成的探险小组正在一个山洞里考察，洞口突然崩塌，还好，探险小组可以用手机和外面联系 ----- 求援队、地质专家和生理专家马上赶来，经过测量和研究，地质专家告诉被困在洞内的探险人员，打开洞口需要十天的时间，探险人员问外面的生理专家，说他们没有带任何食物，能够活多少天，生物学家说，最多七天，洞里的人又问，如果杀死其中的一个人，其他三个人吃死者的肉，能够活到洞口被打开吗？生物学家极不情愿地说是。这以后，洞里的人就再也没有和外面联系了。第十天，洞口被打开了，有三个人还活着，原来，这四个在洞内进行了抓阄，三个幸运者将抽到那个死签人杀死并把他的肉给吃了。这三个人身体恢复后，被送到了法庭上，几个不同派别的法官展开激烈的争论。信奉实证法学的的法官认为，法律应严格遵循条文，不应有特例，只要是故意杀人，就应该问罪；信奉自然法学的法官则认为，探险人员被因在山洞里，与外界隔绝，不应再适用人类社会的法律，而应根据自然界物竞天则、适者生存的法则，也就是他们吃掉同伴和我们平时吃其他的动物一样，不应该问罪。而信奉社会主法学的人则认为，这个案子应该听听社会民众的意见，不妨搞一个民意调查，看看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怎么样？ ...... 

这是一则虚拟的案例，大家可以不必去理会结果，但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很容易理解几大法学派的观点 ―――― 这也是西方法学教育中案例教学的魅力所在。